吴鑫岩
最近很多美国高校教师都被一件事所困扰，那就是其教学内容需要满足ADA（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法案条款的要求。简言之，聋哑人和盲人应该都可以无障碍地获取教学信息。美国的ADA法案在1990年就通过了，在2008年又通过了加强版的法案（ADAAA）。在去年的4月24日，司法部公布了一项有关ADA法案第二条款的裁决，强调政府和高校在网页上刊登的内容需要满足残疾人访问的要求。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相当于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的加强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政府要求市场上销售的床在尺寸上要满足所有人身高的需求，那么一米五的人也只能买两米五长的床。
本校领导希望教师在今年暑假期间把课程网页重新设计和编辑，结果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首先大家提出了一个必要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视听障碍的残疾人上课，是否也需要更新网页内容？例如，本校有一个培养飞行员的专业，盲人不可能选修这个专业，那么是否也有修改课程网页的必要？其次是效率问题，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删除所有视频和图像，只剩下文字信息，那么对大多数没有视听障碍的学生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此外，如果要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包括色盲和色弱的学生，那就需要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网页进行全面升级，这需要学校大量经费的投入。
中国在文革后刚恢复高考时，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因此对考生的身体健康状态也要进行筛选。本人在高中期间住校，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幼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尽管其高考成绩很好，但是却只能上一所档次很低的大学。当然，那时的高等教育还是以为国家培养高档人才为目标，所有大学都不收学费，很多学生因家境贫寒还能领到助学金。那时的大学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而大学生则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同一个班的学生每学期都学同样的课，最后大家同时毕业。不过，这样的教育系统也有其优势，那就是同学之间能够相互扶持，因此毕业率很高。在美国的大学里根本就没有“班级”这个概念，各系的学生在宿舍里混住在一起，结果学业轻松的文科生就把学业繁重的理工科生带坏了。因此，美国很多大学的四年毕业率都在50%左右。
到美国来以后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例如，有一个学期上课时，在学生的对面坐着一个打手语的人，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学生。本人当时感到十分诧异，我们这些有专业基础的学生听老师讲课都需要全神贯注地去理解，而这位先生怎么就能立刻理解老师的讲述并且用手语表达出来？如果其理解和表达有误，这个有听力障碍的学生是否会被误导？当从学生变成教师以后，在这方面遇到的怪事就更多了。例如，有一次本学院的院长召集几位教师开会，因为有个学生要求带一只狗进实验室来做实验。这位学生声称自己有癫痫症，在她快要发病的时候这只狗会做出反应。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噤若寒蝉，明明觉得匪夷所思，但是都不敢提出异议。
除了这些比较极端的个例以外，美国的高校教师遇到的大多数情况是学生声称自己有各种“病症”，因此需要单独进行考试而且还需要1.5倍甚至两倍的考试时间。根据本人的经验，有些学生确实在考试时表现得过于紧张，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则是投机取巧。例如，有一个学生在一个学期的中间，突然号称自己有病而需要特殊安排。他仅仅需要到一个诊所去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装傻当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事。在1978年有2.6%的美国大学新生声称自己有某种“病症”，到了1996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9%，而在2020年则爬生到了21%。如果学生被当做学校的“产品”，那么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则应该被打上一些标记，否则就是在欺骗录用这些学生的“消费者”。当然这纯属天方夜谭，否则就会被轻易告上法庭。
在中小学阶段，美国有特殊教育机构；然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类似的机构就缺失了。如果希望残疾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把特殊教育机构向上延伸，而不是让普通高校来满足残疾人的需求。如果过分追求平等，反而会变得失去公平。其实，任何政策的背面都是有“标价”的。因此，立法机构在推出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法案时，也应该考虑其代价是什么，而且最后由谁来买单？
（2025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