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在前一段时间健康状态十分堪忧，在住院期间曾经险些离世，刚刚出院以后不久就参加了在上周日举办的复活节庆祝活动，结果在星期一就去世了，享年88岁。今天在梵蒂冈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有25万人到场参加。他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于阿根廷，是首位来自南半球的教皇，尽管其家族有意大利的血统。这位教皇的思想比较开放，在很多问题上显得十分包容。
天主教在非基督徒的眼中功过参半，但是其巨大的影响力毫无争议。在早期天主教几乎是基督教的代名词，而罗马是其大本营。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而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却幸存下来，直到1453年才被突厥人所灭亡。在1054年发生了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基督教分裂为位于罗马的天主教和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前者使用拉丁语而后者使用希腊语。这个宗教断层就穿过乌克兰，西部信奉天主教，东部信奉东正教，因此其前景有分裂为两个国家的隐患。在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随后新教又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
新教奉行耶稣的教导与世无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然而，天主教在中世纪时期却与欧洲的国王们分庭抗礼，其高光时刻就发生在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经长途跋涉向教皇谢罪的卡诺莎之行。在西欧地区天主教建立起凌驾于各国国王之上的教会网络，从而可以对社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在中世纪大部分欧洲人都是文盲，因此天主教的牧师和教士是硕果仅存的知识分子。由于天主教掌握着对《圣经》的解释权，因此可以依此来获得信众在经济上的支持。例如，牧师们向教徒们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人去世以后在进入天堂前先要在“炼狱”（purgatory）洗涤心灵，而生前对教会的奉献可以大大缩短身处炼狱的时间。因此，那时很多教徒在临终前就把遗产奉献给了教会，结果导致天主教的财产在中世纪晚期富可敌国，这才有实力在生产力水平那样低下的时代建立起如此众多的宏伟大教堂。
历史经验证明，来源不正当的财富会带来诅咒。首先，为了防止主教和牧师们将教会的财产据为己有并传给子孙，教廷禁止这些神职人员结婚。其次，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欧地区的识字率大幅度提高，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圣经》在社会上大量出现，结果天主教对教义的垄断就遇到了挑战。当马丁路德对天主教发行“赎罪券”来集资建大教堂一事提出质疑时，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最终导致了新教的诞生。当然，那时天主教的势力依旧十分强大，因此与支持新教的政治势力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导致在如今德国附近地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战争中丧生。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天主教才做出让步，从而使新教可以在西北欧地区生根发芽并开始茁壮成长。
尽管天主教在中世纪有曲解教义和非法敛财的恶迹，但是其正面作用也不可低估。首先，依靠教会的势力保留了文明的火种，从而为文艺复兴保留了一线生机；例如，天主教在1088年创建了欧洲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其次，教会势力有效地制约了王权，从而使得欧洲的统治者相对宽容和温和，在近代使得民主政体能够轻易普及。此外，天主教确立了法治权威并且逐渐形成了传统，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民主政治堕落为民粹政治。因此，在西欧地区发源的现代政治理念都带有基督教的深刻烙印，并且已经深入到西方人的潜意识之中。
如果以西欧地区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物，中国的历史文化则显得截然不同。由于缺乏天主教那样的影响力，在历史上中国的王权都十分专制，并且缺乏法治的权威性。可以预测，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全盘西化”的结果肯定会变成“东施效颦”。如果希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找到一段国泰民安而且文化兴盛的时期，北宋应该是一个难得的样本。尽管北有辽国的威胁，西有西夏的侵扰，北宋君臣还是靠同舟共济而开创了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捷径是走“北宋路线”：社会精英扮演君主的角色，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扮演群臣的角色。只有靠“君主”的加持，中国才有希望逐渐发展出健全的法治体系，从而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2025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