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川普在竞选中曾经说过，“关税”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词汇之一，仅次于上帝和仁爱。自从上任以后他经常把“对等关税”挂在嘴边；然而，当他在4月2日公布了其关税政策以后，世界依旧感到十分震惊。股市往往是反应最敏感的，川普也预感到其关税政策会对其造成冲击，因此选择了在股市停止交易以后才加以宣布。但是，经过一夜的酝酿情况并没有好转，在随后的两天里S&P 500指数下跌了10%；如果从川普就职之日算起，这个指数已经下跌了15.4%。
此前，川普口口声声地说，要对世界各国实施“对等关税”。因此，一些对美国商品征收低关税的国家认为可以幸免于难，结果却没有能够躲开关税大棒的打击。例如，日本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1.9%，然而却被课以24%的关税，其根据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其从日本进口总额的将近一半左右（~50%）。关税最高的国家是柬埔寨（49%），由于其对美国的商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贸易逆差与进口额几乎相当，也就是接近100%。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川普的关税政策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创新，具有简单粗暴的特色。如果人们希望了解这种关税方案的来龙去脉，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Tucker Carlson与莱特希泽（Bob Lighthizer）的访谈。
莱特希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早在1985达成广场协议时就是美方的贸易代表，那时年仅38岁。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他又重操旧业，与刘鹤带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多轮会谈。他与川普年纪相仿，在贸易领域两人的观点十分接近，所以深得后者的信赖和器重。莱特希泽认为，简单的“对等关税”并不能使美国摆脱在贸易领域的“不公平待遇”，他最深恶痛绝的是各国的“产业政策”。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工业就是在其“产业政策”的扶植下迅猛崛起的，随后亚洲四小龙也如法炮制，最后跟进的是中国。在莱特希泽的影响下，川普最终放弃了“对等关税”的方案，而是把关税与贸易逆差的比例直接挂钩。
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川普上任以来的所有表现都值得“赞叹”。首先，在调停俄乌战争的过程中与欧洲盟友闹翻；其次，火力全开的关税政策无差别地杀向所有国家。奥巴马和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政策是在贸易、外交和军事等领域孤立中国，然而川普则是“六亲不认”而“唯我独尊”。假如川普在两次大选中都失利，希拉里和贺锦丽会延续奥巴马和拜登的对华政策。尽管民主党看起来道貌岸然，但是其谋略却套路极深。《孙子兵法》中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如果在“印太地区”美国如愿以偿地建立起贸易和军事同盟，中国的发展则会被窒息。川普把美国的“伐交”战略变为攻城略地，将来即使民主党上台以后想重建联盟来制约中国，这种与盟友离心离德的局面也很难在短期内改观。
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川普对贸易逆差的理解是十分片面的。其实，美国的整体国际收支一直是处于平衡状态，其贸易逆差被金融账户的顺差所平衡。例如，日本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赚了大量美元，随后又将这些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换言之，美国凭空创造出一些数字，日本就兴高采烈地把本国的优质产品奉献过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都可以利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全球“攫取”大量商品。但是，随着美国国债的数额被不断地推高，这种游戏开始玩不下去了。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Triffin就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如果一个国家的本国货币成为了世界储备货币，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否则就无法向世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当然，在为世界提供流通货币这项服务的同时，美国的收益也很大。例如，在遇到重大危机时，美国可以靠印钱渡过难关。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可以迅速恢复元气，而欧洲却复苏迟缓。如今，川普大力推动对外贸易的平衡，其必然结果就是美元逐渐从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中退出，此时世界就会出现对其他国际货币的需求。除此之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其关键货币属性的丧失：价值尺度。随着川普政府胁迫美联储降低利率并且大力支持虚拟货币的流通，在世界范围内将会出现金融系统的紊乱。
在川普关税大棒的打压下，中国的出口必然萎缩，因此只能寻找其他机遇，而国际金融领域则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航道。例如，中国可以成立一个国家级的贸易-投资公司，并且发行一种外贸结算货币：华元。首先，华元以中国居民生活必需的消费品价格为锚，例如粮食、禽蛋肉类、天然气和水电价格，因此具有其币值的稳定性。其次，中国公民缴纳的一部分退休金以华元的方式存储，从而免受通胀的影响。此外，在初级阶段中国以外贸额为参照定量地向其他国家输出华元，并且逐渐过渡到在外贸中只接受华元。当美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稳定性变得十分不可靠时，华元将会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准货币，那时中国也可以靠印钱来度过危机。
（202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