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九月份在最后一周，长期低迷的中国股市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一涨势主要得益于9月24日央行公布的刺激措施以及9月2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的积极表态。然而，仅仅两个月前，中共召开了已经推迟近一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其经济发展的基调仍旧延续着四平八稳的“固本培元”思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全会的经济发展政策就被习近平逆转，此事显得相当蹊跷。
一种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形势在近期变得明显恶化：全国各地的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金九银十”是房地产销售的旺季，如果再不强力刺激，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恐怕达不到5%的预期。其实，习近平最担心的问题可能还是中共政权的稳定：由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无法化解，政府的机能有走向瘫痪的风险。然而，此事不禁让人联想起习近平在2022年底结束动态清零时的突然掉头，从中似乎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首先，习近平在对形势的评估上显得有些后知后觉；其次，在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习近平会毫无顾忌地采取极端措施。如果把他比喻为一个旅游车的司机，虽然他的视力不佳，但是手脚却十分敏捷。当旅游车驶向悬崖时，这位老司机却茫然不知；当到了悬崖边缘的时候，他忙踩刹车然后急速倒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应该能够高瞻远瞩而居安思危，习近平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当年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要么不出问题，如果出问题大概会出在农村。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强干弱枝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出问题往往是政权溃败的开端。多年以来，地方政府的很大一部分财政来源是卖地的收入。此外，很多地方政府还成立了影子公司，通过这个“白手套”从银行大量借贷来发展经济。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初期可以获得大量财源来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种模式显然没有可持续性。一旦房地产行业进入萧条，而积累的巨额债务需要支付大量利息，地方政府就会陷入财政危机。在经济形势一片光明的时候，中国就应该开始逐步推行房地产税制改革。如果用系统思维的概念来描述：卖地收入是增量，而房地产税是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必然萎缩，而后者则会逐渐扩大。因此，在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税首屈一指。
习近平表现出的“后知后觉”不仅仅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和灌输密切相关。从75年前中共建政开始，人民群众的疾苦就不是各级政府所首要关切的问题。中共所希望的是把中国打造为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在毛泽东时代所追求的原料是粮食和钢铁。因此，当全国各地都虚报粮食产量时，毛泽东就发起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希望靠发动群众来大幅度提高钢铁产量。习近平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把钢铁变成了芯片和新能源。毛泽东曾经自比秦始皇，而习近平也可以自比隋炀帝，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好大喜功，但是都失败在一意孤行而劳民伤财上。这与很多英年早逝的人很相似，在他们全神贯注于事业的时候，自己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往往被压抑了。随着时间的积累，终于积劳成疾，此时再想恢复健康就可能无力回天了。
当然，后知后觉总比执迷不悟强，如今中国还是有走出困境的机会。例如，针对青年失业问题，可以模仿罗斯福新政时期成立的“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把失业青年和房地产公司结合起来，在边疆地区修建旅游设施。这些投资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从而也可以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消费市场上的一只生力军。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在经济萧条时期，缓解青年失业问题都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202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