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9月4日至6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除了未与中国建交的斯威士兰王国以外，其余的53个非洲国家都派代表团参加。此外，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也到场助兴。自2020年创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的规模逐渐扩大，此次会议达到了“全家福”的高潮。中非经济合作是历届论坛的重点，习近平在9月5日宣布，在未来三年将再向非洲国家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此举在国内被视为“大撒币”，而在国际上则被认为是制造“债务陷阱”。
如果平心而论的话，中非之间合作的前景还是十分辽阔的。如今，中国面临的不少问题都可以通过中非合作得到缓解。例如，在很多领域中国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开拓非洲市场可以解决一部分产品销路的问题。去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1亿美元，大约是中美贸易额的42%左右。此外，在通讯领域中国的产品受到西方国家的集体抵制，而非洲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如果世界在未来出现科技领域的“半球化”，非洲将是中国需要极力争取的一个“势力范围”。一旦在那里建立起系统的工业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标准，将来就很难改换门庭。
在本届论坛召开前夕，中方发布了《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的2024版蓝皮书，其中列数了中国在非洲的基建成就。例如，中企在非洲各国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电线路6.6万公里、骨干通讯网络15万公里。在很多项目中，中国以极高的速度提供全套的技术和工程基建服务，往往在非洲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任期内就可见成效，因此而广受欢迎。
其实，中国能够给非洲国家提供的最大帮助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而关键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将其付诸实践并且取得成功。福山归纳出政治体制的“三要素”：政府机构、法治体系和民众的问责（民主）。如果这三要素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不同，其结果则会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首先出现的要素是法治，至今已有千年之久。它是在天主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政客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在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在两败俱伤以后，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标志着国家主权地位的确立，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的“政府”要素开始发展起来。到了18世纪晚期，美国的独立建国和法国大革命则带来了“民主”的要素。因此西方国家的成功来自于“法治―政府―民主”这样的发展次序。
当欧洲列强从非洲撤出时，那里既没有健全的法治也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唯一剩下的就是民主选举，结果导致了一片混乱。在福山提出的这“三要素”中，民主选举是最廉价而简单易行的，但是其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如果法治和政府这两个要素不健全的话。在最近一期（9月16日）的《时代周刊》中有一篇题为“铁拳”（Iron Fist）的长篇报道，其内容是有关拉美国家萨尔瓦多（El Salvador）总统Nayib Bukele用铁腕手段打击国内猖獗的黑社会组织。在他上任之前，萨尔瓦多被称为世界的“谋杀之都”。例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在萨尔瓦多每十万人中就有107人被谋杀，紧随其后的是其邻国洪都拉斯的55人；作为对比，美国的数字是5人而加拿大是2人。如今，萨尔瓦多的谋杀率已经比美国还低，但是，总统Bukele却践踏了宪法和破坏了民主，他自称为“最酷的独裁者”。最初，美国对其“违法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然而，去年拜登政府发现涌到美墨边境的萨尔瓦多非法移民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结果对Bukele的姿态就变得温和起来，今年还派出国土安全局长出席他连任的就职典礼。
中国的国情比非洲和拉美国家好一些，其特点是政府的角色一家独大，从而压制了法治和民主的要素。在五四运动时期，人们认为中国急需的是“民主”，其实对“法治”的需求则更为迫切。由于政府可以操纵民主程序来变相独裁，所以在有专制传统的国家推行民主的阻力并不大，如今的很多国家都是如此，而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法治”与“独裁”却是水火不容，因此在有专制传统的国家推行法治的难度极高，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成功都是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在中国推行法治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把“皇权”和“政权”分离，然后用皇权来给法治进行加持。当然，恢复帝制是不可能的，这个皇权的角色是由社会精英的组织来扮演的，本人称其为“君组立宪制”。在法治的框架下，民主选举过程和政府的运作都有章可循，这才是长治久安之路。
（2024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