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今年的7月4日有些不同寻常，在美国人们欢度国庆，在英国则进行了大选。由于英国采用议会制，选民只需在本选区内投票给自己支持的议员，而不用像美国那样在全国范围内竞选总统。在此次选举中，英国各政党的席位出现了剧变：执政的保守党的席位从372席暴跌至121席，而工党的席位则从201席跃升至412席。因此，保守党政府只好辞职下台，而工党则开始组阁而准备上位。
提起英国的政治制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宪章》，在1215年6月15日国王约翰与贵族们达成了一项妥协性的协议。在农业社会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是普遍存在的，他们与国王之间在利益上必然会存在冲突。英国的特殊之处是在这两者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因此才能在兼顾社会稳定的同时经济活动有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里最先出现了工业革命。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区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失衡。如果国王能够压制贵族，则会出现专制的社会，中国和俄罗斯就是典型的代表。反之，如果国王被贵族架空，则国家缺乏对外敌入侵的抵抗能力，波兰和匈牙利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了大航海时代以后，国家机构在英国开始扩张，而贵族子弟则充斥其中。在这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领先了西方国家一千多年。当然，在汉朝时期政府机构也是被贵族所把持，而举荐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也主要是服务于贵族阶层的。到了隋唐时期，为了打破贵族对政府机构的垄断，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即便如此，贵族子弟依旧占据很大优势，而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十分狭窄。武则天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改变，她把皇亲国戚诛杀殆尽，而随后出现的安史之乱则清洗了北方的贵族势力。因此，到了宋朝建立的时候，中国的贵族势力已经基本消失了，科举制度才真正起到了平等选拔人才的作用。
尽管“纨绔子弟”是人们对贵族的刻板印象，但是，贵族中也存在一些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例如，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科举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在1853年英国的两位重臣（S. H. Northcote和C. E. Trevelyan）提出了一份行政机构改革的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他们积极倡导对公务员进行资格审查。当然，为了平息贵族们的不满，最初的举措与隋唐时期异曲同工：把政府的公务员分为两类，一类继续由贵族把持，而另一类则在社会上广泛招聘。在政府的机构改革方面，战争往往是催化剂，因为它会让很多社会问题暴露无遗。在1853-1856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政府机构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前线将士的伤亡，从而使公务员制度改革得到了快速推进。
当孙中山在构思中国的共和体制时，其原型采用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但是，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监察机制还是有其价值的，因此他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之外，还增加了考试院和监察院，从而形成了“五院制”。然而，在多党制的框架下，“监察院”往往缺乏中立性而难以发挥作用。纵观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其普遍的问题是“王位”的缺失，因此常常会陷入政党恶斗的陷阱。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特色就是有“士”这个阶层，如今可以把“士”这一阶层晋升为“国君”，从而设计出一个崭新的政治体制。
（2024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