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今年的斋月是从3月10日到4月9日，在此期间全世界的成年穆斯林都要在白天禁食，甚至喝水也被禁止。当然，儿童和老人以及病人是可以开戒的。大约在二十年前，本人的课题组里有一个来自沙特的研究生，在斋月期间消化系统出了问题，结果只能去医院做手术。很多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到美国来以后依旧严格遵守斋戒的传统，尽管周围没有任何人监督。
伊斯兰教有五大支柱：念证、礼拜、天课（慈善）、斋戒和朝觐，由此可以看出斋戒的重要性。在古代这最后一项（去圣城麦加朝觐）对于生活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穆斯林来说可能很难实现，那时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很多人只能靠徒步旅行。此外，穆斯林的 “天课”要求很高，人们每年需要把自己财产的四十分之一布施出去。作为对比，现代的非盈利组织只需要将其收入的5%捐献出去。除了修清真寺以外，很大一部分善款会用于慈善事业来救济穷人。所以，在伊斯兰世界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应该不会太悬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大概不会发生。
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而伊斯兰教则可以填补这项空白，这也是其在世界上可以迅速扩展的原因之一。在元朝有大量来自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商人到中国来，而蒙古人则将其视为帮助自己统治汉人的一股势力，因此给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结果一些“老外”就在中国定居下来，导致伊斯兰教在丝绸之路沿途扩散开来。在明朝伊斯兰教的传播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并没有禁止；例如，下西洋的郑和就是有穆斯林背景。满清靠十几万军队就轻取了大明的江山，但是面对上亿被统治的汉人内心感到十分不安，结果穆斯林又被当成了制约汉人的工具。到了晚清时期，地方政府逐渐失去了对穆斯林的控制，结果爆发了影响深远的“陕甘回变”。那时的清政府的处境真可以用“内忧外患”这四个字来形容，正如黄檗禅师诗所云：“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在东南有太平天国造反，在西北有穆斯林势力叛乱。在基本平定了太平天国以后，朝廷派左宗棠去西北平叛，最终收复了新疆。
中国的古代社会缺乏跨越家族的社会组织机制，每当遇到天灾人祸，没有余粮的农户只好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富农和地主，结果自己就沦为人家的佃农。如果灾情十分严重，人们还会卖儿卖女，最终自己也成了富人的长工。这样的演化机制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周期性：在王朝建立的早期地广人稀，结果人口会急剧增长；在王朝的中期土地兼并现象就会变得愈演愈烈，大量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到了王朝末期则会出现大饥荒和瘟疫，结果往往会导致农民起义；大动乱结束以后人口锐减，同时出现了改朝换代；历史的悲喜剧由此而重复上演。
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如果用现代科技的术语来描述，中国的古代史就像正弦波一样单调而乏味。当然，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例如，在汉唐时期还残存着先秦封建社会的踪影，所以大家世族的势力相当雄厚，他们与各级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建立以后，科举制成了政府官员的唯一选拔途径，从此“富与贵”开始逐渐分离。当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秦始皇未竟的事业在毛泽东手上得以完成，“皇权”借助中共的组织系统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使所有人失去了脱离政府控制的可能，因此个人自由丧失殆尽。至此，中国社会完成了跨越两千多年的一个大周期。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与汉朝相对应，就像刘邦废除了秦朝的很多苛政一样，给社会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当年，刘邦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延续秦朝的中央集权制还是回到先秦的分封制。后者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因为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形态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其结果必然是战国的局面再度重演。然而，如果选择前者，刘邦也没有能力来推行秦朝的中央集权。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中，刘邦做了一个妥协：半集权半封建。换言之，刘邦给地方势力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架构保持了秦朝的中央集权。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也应该具有这种杂交的模式：由民选的政府来掌管省和县这两个层次，而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君组”来掌控地区和乡这两个层次；在国家这个层次上，民选的政府掌管国计民生，而“君组”来主导国家安全，就像人体的“任督二脉”一样。
（2024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