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2024年3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接受武文赏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委员等职务，其原因是其涉嫌违反党规。出生于1970年的武文赏本来有可能在两年后出任总书记，如果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现任总书记阮富仲届时退休的话。此外，武文赏在去年3月2日才刚接任国家主席一职，而他的前任阮春福的任期也不到两年，而且同样是因贪腐而辞职的。这些政治大戏在中国人看来既熟悉又陌生：毛泽东当年就把自己曾经亲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干掉了；但是越南的政治体制毕竟文明了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失去权力的时候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最近，魏京生以“什么样的民主更适合中国”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尽管人们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是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一党制肯定与民主体制不兼容。一党制的反面是多党制，这是欧洲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然而，在俄罗斯也存在多党制，在上周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就有四位候选人参选，除了普京以外还包括新人党的达万科夫（国家杜马副主席）、自由民主党的斯卢茨基（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和俄共的哈里托诺夫（国家杜马远东和北极发展委员会主席）。然而，大家在选举之前就知道这三位候选人仅仅是陪衬，而普京的当选毫无悬念。即使在中国也有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共建国之初它们的代表在政协还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在毛泽东发起了一连串政治运动后它们很快就沦落成了“政坛花瓶”。
在很多人眼中，美国的两党制比欧洲的多党制更优越。人们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政治就像划独木舟一样，需要在左边划几下然后在右边划几下，如此交替进行。然而，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观：“美国例外论”。例如，目前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还采用“英制”，其他两个国家分别是亚洲的缅甸和非洲的利比里亚，但是美国就是拒绝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制”。在政治体制方面“美国例外论”是有其依据的，因为两党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行不通。例如，在泰国“反独联”的红衫军和“人民联”的黄衫军在竞选期间曾经斗得天昏地暗，给国民经济和国家形象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直到2008年泰国宪法法院进行了干预。此外，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在加沙地区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争斗，前者在获得选举胜利以后就清剿了后者，从而实现了一党专制。
俗话说：“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人们不禁要问，在欧美国家运转良好的民主政治体制为什么就不能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普遍接受的答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基督教传统，其二是公民社会的法治观念。基督教认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在道德上没有“完人”，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整个社会都对政治领袖存有戒心，而不会轻易盲从。与此同时，新闻舆论也会对政客的不轨行为及时揭露。但是，当国家的状态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的“部落情节”就会出现，结果像希特勒和川普之流就会圈得大量“死忠粉”。此外，在欧美国家人们的法治观念根深蒂固，任何公民都需要受法律的制约，包括那些当选的政府官员。“官员大还是法律大”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有明确的答案；如果到美国的小城镇中去游览，就会发现市政厅的建筑一般都很破旧，但是法院的大楼都相当气派和威严。如果沿用独木舟的比喻，法治就相当于独木舟的“惯性”，从而可以避免当选的政党在“划桨”过程中带来的大幅度摇摆。在美国自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立法数量汗牛充栋，而每届国会的立法数量与之相比则是九牛一毛，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此外，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国会，要想修改宪法只能是望洋兴叹。
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注定十分崎岖，但是前景还是十分光明的。如今在航运中独木舟已经被淘汰了，动力驱动的螺旋桨取代了人工的划桨，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以“螺旋桨”为模型。简而言之，螺旋桨的桨叶就对应于各个政党，而驱动轴则对应于一个统摄各个政党的常设组织。在此模型下，本人提出过一个“君组立宪制”：把共产党分为三个政党轮流执政，同时由社会精英组成一个“君组”来监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不仅优于欧美国家的“古典民主体制”，而且可以从中国目前的一党专制体制平稳地进行过渡，而不会像民国初年那样造成“民主无主，共和不和”的混乱局面。
（2024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