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过去的一周里中美两国分别召开了重要的会议，首先中国的“两会”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开幕，其次拜登总统于3月7日在美国国会做了国情咨文演讲。面对中国疲软的经济形势，在两会期间各个政府部门没有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政策，但是却渲染了盲目乐观的气氛。此外，由总理举办的例行记者招待会被取消，从而在政坛上只剩下了“一尊”的声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的演讲，他花了大量篇幅来攻击竞选对手川普，与此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且有可能在高科技领域采取进一步的围堵政策。为了拉拢女性选民，拜登还攻击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为他们的裁决使坠胎的合法性在联邦的层次上不再受到保护。
各种迹象表明，中共政权的气数将尽，尽管还会苦苦挣扎一段时间。在3月2-3日的那个周末，由魏京生、王丹和王军涛召集和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外“国是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与会者讨论了如何推翻中共和再造共和。在3月4日，主办人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一间会议室内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发布了十点声明。这个时间的选择明显是在与中国的“两会”唱对台戏，但是声明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仅仅是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设计方案。不过，所有与会者为争取中国民主转型的努力还是值得赞赏的。
福山（Frances Fukuyama）在《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三种势力的均衡，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机构（state）、法治系统（the rule of law）和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机制（accountable government）。尽管福山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但是他也承认历史塑造的文化对社会政治形态的巨大影响。例如，他拿印度与中国做了一个对比：在以往的2500年中，印度是“聚少离多”，也就是大一统的时间相对短暂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时间则相当漫长，这与中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导致了在中国很容易形成不受制约的强权政府。
孙中山先生对美国的宪政体制和中国的文化传统都十分了解，他认为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加“监察院”来监督各级政府和“考试院”来选拔公务员。然而，这个建议与奥卡姆的剃刀（Ockham’s Razor）原则相冲突：“若无必要，勿增实体。”此外，在多党政治中，由谁来掌管监察院和考试院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是推崇集权的，所以对一个多党制的社会形态也没有做深入的探讨。
在“国是会议”的宣言中提到，实现民主建国首先要推翻中共暴政；然而，这个目标靠海外势力很难实现。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本人认为让中共分裂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案。其实，中共内部的裂痕已经十分明显，因此在未来可以分裂为三个政党：江曾的“蓝党”，团派的“绿党”，和习家军的“红党”。即使缺乏广泛的民主进程，如果能够做到“三党轮替”，那也是不小的进步。当然，在系统设计中，稳定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三个政党之上，必须有一个“婆婆”来进行监督，否则一党独大的局面将难以避免。本人希望中国会有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挺身而出，他（她）们组成一个精英集团来扮演一个国君的角色，这个组织可以简称为“君组”。俗话说：“有国无家，有天下无己。”为了获得社会各界的信赖，“士人”应该放弃个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也符合古代对士的要求：“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中国进行民主转型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共的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走下历史舞台。然而，国内民众最担心的还是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结果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若干年前，本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君组立宪”方案，它可以利用现有的政府机构来实现平稳的民主化转型。其实，如果习近平能够幡然悔悟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亲自加以推动。果真如此的话，他以前所有的倒行逆施都可以被原谅，而且他本人的历史地位不仅可以超越毛邓，而且可以与华盛顿比肩。然而，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样难以改变，习近平最终将与崇祯殊途同归。
（2024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