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2月1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在中国一提起“历史周期率”，人们就会联想起在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那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国共两党即将为夺取江山而展开内战。黄炎培的视野倒是十分宽阔，他与毛泽东探讨的问题并不在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而是各级政府官员如何长久地保持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的状态。
黄老的这段话至今都十分耐人寻味：“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这个回答来看，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没有跳出古代帝王的世界观，也就是“舟水说”。换言之，政府是舟，民众是水，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也有鸿沟不可逾越。与此对立的是民主社会的“共济说”：政府是船长，民众是船员，大家同舟共济。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了“航船寓言”，到了近代林肯又提出了“三民说”。
当一个人拥有了绝对权力的时候，其认知的偏差就必然会导致政策的失误。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毛泽东就发动了“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矛头直指各级政府官员。当年中共计划从西柏坡迁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称之为“进京赶考”，他时时刻刻把李自成当做前车之鉴。在1952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矛头指向了私营工商业。从这两场运动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理想社会：所有人都应该像蚂蚁那样全心全意地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求任何回报。
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民众对政府提出批评。然而，当他老人家感到这些刺耳的批评有损于党的“伟光正”形象时，在1957年就倒打一耙地发动了“反右运动”，结果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如果用“舟水说”的角度来描述，最初毛泽东希望民众掀起一些风浪以便让船上的执政者时刻保持“谦虚谨慎而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然而，当他看到汹涌的波涛开始威胁到船的稳定时，就开始出手平息风浪。
在1963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四清运动”，其矛头指向了农村的基层干部。最初的“小四清”指的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演化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三年以后，毛泽东认为中共的官僚体制从上到下都出现了腐败，因此发动了文革，中国陷入了十年浩劫。这些耸人听闻的各种运动看似彼此无关，其实都反映出了毛泽东对“政怠宦成”和“人亡政息”的深度恐惧。然而，由于其对民主社会的认知局限于集权专制社会的框架内，他老人家的各种反腐败的努力最终却落得了“求荣取辱”的结局。
习近平反腐败的方法与毛泽东截然不同，他希望靠中共的自我革命来清党，而不借助群众的监督。然而，习与毛的认知格局都局限于“舟水说”，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仍旧在于“载舟”与“覆舟”。如果从“舟水说”转变为“共济说”，那么就可以省去维护政权的巨额维稳经费，唯一失去的就是一党专制的特权。此外，习和毛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希望民众变成蚂蚁，至少党员干部应该变成蚂蚁。然而，他们的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最终都只能以惨败收场。
不过，在短期内反腐倒是可以解决地方财政吃紧的燃眉之急。在乾隆皇帝驾崩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言。最近，在网上看到浙江省余姚市教育局发生了大地震，不少官员被调查；据说，姚北实验学校的前校长吴建岳一个人就吐出了两千万元。如果中共把各地最近几年内退休的领导干部进行地毯式的清查，然后把查获的赃款充公，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就可以瞬间化解。当然，这毕竟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只有中共的解体才能打破三千年的“舟水说”，从而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2023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