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9月25日网上流传出一个令人愤怒的视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红旗街道的一个防疫人员，在封控期间把居民从外面网购来的大米和鸡蛋倒进了垃圾桶。此人一边干着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嘴里还念念有词，从其轻松而惬意的语调中可以听出一种小人得志的优越感。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从佳木斯的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窥测出人性的黑暗面。
在1971年的暑假期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Philip Zimbardo教授做了一个著名的“监狱实验”。最初有70人申请参与实验，经过仔细筛选从中挑出了24名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人，他们每天会得到15美元的补贴。首先，这些人被随机分为数量相同的两组，其中一组扮演狱卒，而另一组则扮演囚徒。前一组人穿上制服，后一组人则穿上了囚衣，一只脚上还拖一个铁链子。在实验的第一天，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因此而相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囚徒们就发起了暴动，他们拒绝服从命令还取笑狱卒。狱卒们商量出了一些对付囚徒的办法，例如，强迫那些闹事的囚徒做俯卧撑，拿走他们的食物、枕头和毯子，甚至命令他们空手清洗马桶。实验进行到第四天，已经有三个囚徒忍受不了折磨而退出。这个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的时间，但是情况比预计的严峻很多，结果在第六天Zimbardo教授就将其中止了。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窥视到一些人性中的黑暗面：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两组本来毫无差异的群体仅仅因为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其行为方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别。狱卒的行为变得十分粗暴，而囚徒的行为则变得十分顺从。如今，这个实验似乎在中国正在大范围地进行：防疫人员一旦穿上那身白袍，就会感觉自己拥有了控制别人自由的无上权力；与之相反，被封控的民众在这些“白卫兵”面前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公民的所有权力而只能服从命令。
如果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扩展，中国的历史只不过是一部“囚徒-狱卒故事集”，这也就是“人治社会”的精髓所在。例如，《荀子》中有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言虽然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诫，但是其囚徒-狱卒之间界限分明的色彩是十分明显的。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是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历史上所谓一乱一治，实际上只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中国人民只有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才有可能真正站起来；然而，如果没有“君王”的加持，法治是无法推行的，因为人们只服从“王法”。这看似是一个悖论，而破解之道在于由一个社会精英组成的集体来扮演“君主”的角色。
在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在这篇演讲中，他说道：“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其实，中国人除了勤俭这个优点以外，也有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所以毛泽东后来才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工作单位，乃至整个国家，中国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一个“顺位”的概念。其实，这已经上升到了范畴（paradigm）的层次，也就是人们的认知体系和结构。例如，在《水浒传》中就有梁山好汉排座次的精彩一幕，其实中国人在什么场合都会在不自觉地排座次。一旦“顺位”变得模糊，窝里斗就会登场，直到打出个清晰的“顺位”为止。
在9月30日上午，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然而，如果让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看那个场景，此人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黑社会群体举办的仪式。就连走在最前面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彼此之间也还要分出“顺位”来。如今，习近平已经变成了“人民公敌”，与普京似乎难分伯仲。然而，他在胡温执政时期也曾经亲眼目睹了高层内部的群龙无首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令人遗憾的是，习近平没有打破这口“三千年酱缸”的见识和能力，而是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去搞“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一旦集权成功，他就披上了“皇帝的新衣”，结果会志得意满地出洋相。
从某个角度来看，“变态清零”与“大跃进”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荒诞而且破坏力十足。其形成的机制也十分相似：上有好大喜功的领袖，下有欺上瞒下的各级官吏。将来人们要清算的不仅是习近平个人，那些昧着良心而推行“变态清零”的各级政府官员都要承担个人的责任。海外爱国人士应该建立起一个公开的数据库，把这些政府官员都记录在案。古人说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旦各级官员看到了自身的危险，他们祸害百姓的行为才会有所收敛。
（2022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