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前苏联总统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8月30日去世了，享年91岁。尽管人们对他执政期间的是非功过有着反差十分鲜明的评价，但大家也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然而，作为一个集权国家领导人，有德无才也会导致灾难。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中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人口数量逐年降低而人均寿命减小了五年。此时俄乌战争正处在胶着状态，双方士兵的伤亡人数估计已经超过十万。如果当年戈尔巴乔夫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北约东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俄乌冲突也就不会发生。
在将近70年的国祚中，前苏联其实只有五位主要领导人：三个光头理想主义者（列宁、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两个头发密集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古往今来，夺取政权的革命者都需要十分简单的口号。列宁，这个苏联的缔造者，也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社会主义愿景：苏维埃+电气化，前者代表民主的政治，后者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结果，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夺取了政权，并且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赢得了内战的胜利。
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提出的革命口号也很简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结果七年以后大清就灭亡了，中华民国由此而成立。然而，人们当时的普遍感觉是“民国不如大清”。例如，在老舍的《茶馆》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想起来，大清国不见得好，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与此类似，中共当年也提出了“三座大山”的说法，让人以为只要将其搬走中国就万事大吉了。然而，毛泽东一旦执政就一波接一波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搞得民不聊生而天怒人怨。纵观历史，革命的口号越诱人，其结果就越悲惨。例如，以流寇起家的李自成当年就提出这样动人的口号：“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但是在乱世却有极强的号召力，结果推翻了大明江山。
在构建苏联的方案上，斯大林主张以俄罗斯为母体，然后其他各个共和国加入其中，这个方案遇到了一些阻力。结果，列宁的方案获得了支持：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联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在1922年组成了苏联，各个共和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联盟的条约最初也是由列宁主导制定的，他给与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很大的自治权，并且随时都可以脱离联盟。列宁有一个民族自治的理想，在这个思想指引下，中亚五国后来也相继从俄罗斯独立出来而成为了加盟共和国。西方有句谚语：“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其实，这句话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不良的开端就是失败的一半。”由于列宁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苏联在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松散的邦联，这就埋下了最终解体的隐患。
在1924年初列宁去世了，真可谓“功成身退”，现实主义的斯大林在经历了一段权利斗争以后掌管了苏联政局。他远没有列宁那样的乐观和自信，与之相反，苏联的生存危机时刻悬在他的心上。在国内最让斯大林担心的莫过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地区，为了防止这一地区的人民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势力，斯大林按照不同主体民族将其划分为五个加盟共和国。然而，他又担心这些共和国各自独立，因此将其首都都安置在距离边境很近的地方，此外还把一些俄罗斯人迁入其中。在国际上，斯大林也看到了潜在的威胁，他认为另一场世界大战已经为期不远。因此，在制定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就提出在十年内赶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此外，在外交方面斯大林也是不遗余力地与世界各大强国拉近关系，而且积极参与国联的各项议程。苏联的国运还是不错的，在1929年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萧条，很多美国的企业纷纷去苏联投资办厂。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业基础，苏联肯定抵挡不住二战期间德国的入侵。
在1949年赫鲁晓夫被斯大林晋升到了权力核心，他开始了“与狼共舞”的生涯。斯大林对核心官员的考验是将它们在私家宴会上灌醉，然后观察其表现。看来，荣格的阴阳心理学理论是有道理的，人们在内心深处反而喜欢与自己完全相反性格的人。赫鲁晓夫那种质朴而活泼的性格深受斯大林的喜欢，因此即使他的有些观点与老板相左，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在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了严重的中风，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也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最初，苏联的领导层出现了“三驾马车”格局：赫鲁晓夫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书记），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贝利亚继续掌管秘密警察并且还接管了核武部队。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对他们动手，于是在6月26日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在军方的协助下逮捕了贝利亚，并且在12月18日处决了这个害人魔王。随后赫马二人之间也出现了权力斗争，在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因为涉嫌列宁格勒案而被解职，赫鲁晓夫此时大权独揽。
在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会议结束以后代表们被通知去参加一次特别会议，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谴责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会场内的一千多名与会者听得是目瞪口呆。他的讲话持续了四个小时，最终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的震撼，在同年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希望思想开明的纳吉被官复原职。结果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这场镇压大约造成2500人丧生13000人受伤，纳吉也在两年后被处决。
在1957年6月18日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联合起来试图发动一起宫廷政变，结果遭到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反对。他派军机把支持赫鲁晓夫的代表们从全国各地接到了莫斯科来，从而在人数上占据了多数。结果参与“政变”的一众高官都被解职，在填补这些职位的新秀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尽管朱可夫为赫鲁晓夫度过这次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也变得功高震主，在同年10月份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农业、工业、国防以及行政系统。然而，由于他的个性使然，事先总是缺乏周密的规划，凭感觉而轻率地提出改革方案，结果不少改革的结果都事与愿违。赫鲁晓夫遭受的最大打击分别来自美国和中国，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苏联颜面尽失，与此同时中苏的决裂也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家。在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策划了一场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台，此后苏联高层又出现了“三驾马车”的局面：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此后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勃列日涅夫做事十分谦虚谨慎，他积极支持柯西金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把企业的效益与工人的收入挂钩，从而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在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80%，而农业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85%。在这十年中，美国正深陷于约战的泥潭，从而呈现出“苏升美降”的格局。
然而，在1974年勃列日涅夫出现了两次中风，结果导致其领导风格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开始变得独断专行并且好大喜功，频繁地给自己颁发奖章。这不仅让人联想起这样一种可能：习近平是否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在检阅部队时曾经用左手行军礼，因此有人怀疑他因中风而右手无法举起来。在福建和浙江执政期间的习近平与如今的习近平已经判若两人，如此悬殊的变化让人简直无法理解。在中共的极权政治体制下，十四亿中国人也许正在一个病夫的领导下一步步地走向深渊。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的经济陷入停滞，但是靠卖石油还是可以风光地度日。但是，勃列日涅夫的病态也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错误决策，例如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在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终于去世了，接任的是曾经担任过克格勃头子的安德罗波夫，他在一年三个月后也去世了。但是，安德罗波夫在任期内提拔了一位年青的才俊：戈尔巴乔夫。这里，荣格心理学又再次得到了验证，与当年斯大林提拔赫鲁晓夫如出一辙。在1985年3月10日，接任安德罗波夫的契尔年科也去世了，结果53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共总书记。
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状态很差的超级大国。那时，两伊战争把油价打得很低，从而使苏联的外汇收入缩水很多。此外，勃列日涅夫开启的阿富汗战争也进入了相持阶段，俄军处于进退失据的窘境。此外，美苏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巨额的国防预算，而国民经济却毫无生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二年就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因此，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势在必行。最初，他也开始尝试先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结果遇到了很大阻力。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他选择方式是“全盘西化”。在1990年3月14日苏联举行了总统选举，而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候选人。
如果把戈尔巴乔夫比喻为一艘巨轮的船长，他感到航行的方向是错误的，因此希望选择另一条航道。但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戈尔巴乔夫低估了社会转型的难度，而对未来也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在转弯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出来，巨轮侧翻而沉没了。也许这就是苏联的宿命：成也理想主义，败也理想主义。反观新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成也权谋，败也权谋。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玩弄权谋的高手，但是他们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认知是完全错误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结果就是把中国变成一台机器，社会将彻底失去活力。
黑格尔认为，相似的历史事件总会发生两次。马克思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而第二次则作为闹剧出现。毛泽东的集权是一场悲剧，而习近平的集权只是一场闹剧，结局必将是身败名裂。从《推背图》第46象来看，习近平的执政终结于宫廷政变。然而，中国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却是将来要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退回集权专制社会肯定是死路一条，全盘西化必定会造成混乱，前苏联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最近，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等组织正在举办宪法设计有奖征文活动，希望海内外的爱国人士踊跃投稿。
（2022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