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5月9日举办的纪念二战胜利的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其中再次提到了西方社会的堕落。上次提及此事是在发动侵乌战争之初的那次长篇演讲，这种说法反映出了普京在价值观上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分歧。其实，习近平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也与普京类似，因此他提出了“东升西降”的观点，并且对“腐化青少年”的娱乐圈进行了整治。如果对比一下习普二人的早年经历，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曾经被大战以后国内的宣传机器洗过脑，因此希望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回到其“理想化”的状态。
在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结束以后，国家需要从战争状态回归到和平状态，人民需要一段修养生息的平静生活。在民主国家这个过程比较顺利；例如，二战刚一结束英国人就把在战争期间名声赫赫的丘吉尔首相选下台。在新首相艾德礼的领导下，英国开启了“战后共识”的阶段，使英国逐渐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战后共识”来源于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建议英国战后应扩充社会服务系统和推行全民就业等政策。此外，战后英国人的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所以就听任全球的殖民地搞独立而没有派兵去镇压。美国在1944年通过了G.I. Bill，让退伍军人免费上大学和接受职业培训。到了1956年G.I. Bill终止的时候，有220万退伍军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此外还有560万退伍军人接受了职业培训，这批年轻人对美国战后的经济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转型上却出了很多问题。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在战争期间能够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因此在战前和战后没有明显的变化。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战时经济是常态，甚至自认为是理想的状态。其次，也许是中俄两国在战争中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在战后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来大肆渲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因此，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把为国捐躯提升到了无限的高度。例如，普京在16岁的时候看了苏联拍摄的一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电影《盾与剑》，其中讲述了一个苏联的间谍在战争中起到了改变战局的作用。这部电影奠定了普京的人生观，所以他后来才选择在克格勃工作；用样板戏《红灯记》中的语言来说，“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此时所形成的人生观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其实，古人也如此；例如，汉高祖刘邦在年青时曾经去咸阳出差，当他看到秦始皇出行时的壮观场面时，就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豪言壮语。同样，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首都看到威严的仪仗队时也发出了人生的感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认为世界将进入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此把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并且逐渐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中国终于开始从“战时经济时代”转向了“和平经济时代”。除了经济的转型以外，在文化方面也不再强调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结果欧美等民主社会的世俗文化开始长驱直入。此时，驱动人们辛勤劳动的最大动力莫过于经济收益，因此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此外，当中产阶层出现以后，很多衣食无忧的青少年则沉湎于网络游戏和社交软件，追剧和追星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近年来，国内的富裕和中产家庭有条件送孩子出国留学。然而，有些留美的中国学生夜里和国内的朋友一起聊天和打游戏，白天就旷课在宿舍里睡觉。当然，很多美国学生也是“混混”，但是他（她）们往往需要每周工作20-30小时来养活自己。我们看到这些颓废的中国学生实在为他们感到惋惜，如此珍贵的青春年华都浪费在了这些无聊的事上。想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白天的课排得满满的，晚自习时教室里也座无虚席，来晚一点就找不到座位。而且，那时大学的硬件条件很差，特别是南方的大学，夏天没空调而冬天没暖气。此外，教科书的质量很差，而刚从牛棚里回来的很多大学教师的专业水平也很低，学生上课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抄黑板，结果很多基本概念都搞不清。
如今，中俄两国的高层领导人都是50后，他们十分怀念其青少年时代的那种昂扬的精神面貌。前苏联在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科技的飞跃发展，在1949年成功地试爆了原子弹，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加加林成为了进入太空的第一名宇航员。因此，1952年出生的普京从懂事时起就被灌输了强国梦，因此才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地希望重新振兴俄罗斯。然而，从普京的豪言壮语中也可以看出其局限性：“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在这方面，毛泽东倒是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林彪抛出“四个伟大”的口号时，他老人家心里最欣赏的是第一个封号：“伟大的导师”。毛泽东对人民的力量有一种执迷的信仰，认为通过统一思想把群众组织起来就可以改天换地。例如，他曾经断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话当然不错，但是人民的力量往往是盲目，在极权社会中很容易被当权者所左右。当年希特勒就是操控民意的高手，结果把德国人引向了战争的深渊。
毛泽东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但是靠发动群众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内伤。其实，人类的一个通病就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应用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未来，特别是那些知识相对贫乏的人。在内战中共产党依靠理想的灌输和严密的组织以“小米加步枪”的低端装备打败了拥有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八百万雄师。这样的经历让毛泽东认为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因此，他希望靠把群众组织起来从而实现经济的腾飞。然而，大跃进的后果却是大饥荒，饿死了中国大约5%的人口。如此惨痛的经历证明，与低科技时代的战争不同，发展现代化经济需要两个基本的要素：科技和分布式经营管理。换言之，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责权利”三位一体的私营公司来根据其产业环境来独立经营运作，就像我们人类需要靠肠子里的细菌来分解食物一样。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其实也就是利用了这两个要素：首先，他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其次，他鼓励发展私营企业。毛泽东和邓小平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两面旗帜，中国在民主化以后将会出现两个政党，这两者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十分类似。本人窃以为，两党模式在理念上反差太大，会导致国家政策的大幅度摇摆，因此三党制则更为平稳。
与普习二人类似，毛泽东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其中最大的影响来自于“新文化运动”。那时，在历经了洋务运动和创立共和国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依旧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因此把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大饥荒出现以后，毛泽东暂时让刘邓来收拾残局，但是他却初心不改，没过几年就抓住时机发动了“文革”。古人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毛泽东感到来日无多的时候，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成就：其一是打败了国民党从而在大陆夺取了政权，其二是发动了文革从而修改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他心里，前者的成就仅仅是一时的，而后者的影响则会延续千秋万代。
如今，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一些人将其奉为神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与希特勒难分伯仲。本人认为毛泽东就像一剂猛药，既治疗了中国的痼疾，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孙中山先生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盘散沙”，在外敌入侵时无法凝聚起来保家卫国。然而，这“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却驾轻就熟，所以在历史上中国可以很快从王朝末期的毁灭性战乱中恢复生机，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可是，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漫长的农奴制让俄罗斯人民很容易组织起来，因此战斗力很强。然而，一旦进入市场经济模式，则会缺乏有自主经营能力的大量企业家，因此私营公司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弱。其实，社会主义制度与俄罗斯的民族特征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才出现了能与美国抗衡多年的强大苏联。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各种乱象丛生。俄罗斯尽管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经济一蹶不振而腐败现象也十分严重。普习二人都对本国的现状十分不满，然而他们在青少时代所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却已经过时了。这就像一个出国30年后回国的人，手里依旧拿着出国前的城市地图去走亲访友，结果就会感到十分迷惑。然而，普习二人手中都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任凭他们按照其想象的方案来施政，结果必然是一场悲剧。普京自编自导的战争悲剧正在上演，而习近平执导的自虐自残闹剧也已经拉开了帷幕。遗憾的是，这两位执迷不悟的人在国内都有一群同龄人为其摇旗呐喊，因此目前上演的悲剧和闹剧在短期内还无法收场。
（202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