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4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以及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此外，会议还要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加强智能道路、智能电源、智能公交等项目。在去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的GDP增长率在四十年中首次超过了中国，结果引发中共高层的不安。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再次遭受多地封城措施的重创，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新基建政策的主要目的自然有拉抬GDP增长率的动机。
佛教的净土宗很受大众欢迎，因为其修炼方法十分简单。从某个角度来看，净土宗与基督教在信仰上颇有相似之处，因为都是靠“外力”来实现往生极乐世界。然而，一些净土宗的大德却说，一万个念佛的人也没有几个人最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其根源就在于其修炼过程好似“抱桩摇橹”，也就是一只手拼命摇橹想渡过大河而到达彼岸，而另一只手却死抱住拴船的木桩不放。人在临终之时，第六识（大脑的功能）很快就消失了，而第七识（潜意识）却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后者才是转世的决定性因素。很多有过频死经历的人都会有某种奇幻的经历，其实这都是第七识的展现。很多修净土宗的人在修行时“有口无心”，嘴里在念佛号，心里想的却是五欲六尘。一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嘴里念不出佛号，大脑的功能也逐渐丧失了，此时潜意识里的种子则活跃起来，结果只能随业流转。其实，《心经》里已经明确告诉了人们“及格”的标准：心无挂碍，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如今，中共的所作所为就类似于“抱桩摇橹”：一方面拼命希望发展经济，而另一方面却顽固坚持所谓的“社会面动态清零”。在今年4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经低到了47.4，而非制造业的指数更是低到了41.9。如果“清零”的政策再坚持一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必然会走向大萧条。然而，万一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GDP仍旧实现了5%以上的增长目标，这就是大灾难的先兆，国内的朋友就得准备逃生或备战备荒了。其实，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指标造假已经相当严重了，因为土地财政的财源已经基本枯竭。此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应该从大城市的近郊转向远郊或中等城市的郊区，从建高楼大厦转向建独栋住宅。当年“万达广场”的成功模式可以移植到新的建筑领域，也许将来“万科庄园”会走红。此次疫情对大城市的冲击很大，因此可以催生人们住房观念的转变，高收入阶层开始希望“逃离北上广”。此外，当年在大饥荒后“婴儿潮”中出生的60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其中的富裕阶层也会希望离开大城市而到远郊区或中等城市过平静的生活。
在大城市中生活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其实也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从而扭曲了人们的世界观。孟浩然的一首诗对春天的风景有着传神的描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生活在与自然界密切接触的环境中，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有机”的：普照的阳光，遍洒的春雨，漫山遍野的青草和野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很容易接受“无为而治”的思想。然而，如果生活在大城市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满目皆是“人造之物”，结果也会让人们更相信“有为而治”的观念。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就也莫过于从计划经济的“有为而治”转型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无为而治”。
然而，当一个领导人有了在短期内“赶超”的雄心壮志，难免会受到“有为而治”观念的诱惑，从而干出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在系统论里最核心的并不是那些构成系统的实体单元的功能，而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是会押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大剧的演员会更换，但是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却保持不变。与民主法治国家相比，集权专制社会的系统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存在着很强的正反馈机制，其表现就是大起大落。由于下级干部是靠上级领导来提拔的，所以“欺上瞒下”就是官场的常态。当年大跃进的灾难就是这种机制走偏的一个经典案例，如今中国正走在另一场大跃进的道路上。
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的错误决策也是这种正反馈机制的表现。由于普京的长期执政，身边已经没有了表达不同观点的“诤臣”，因此才会出现这种起因于最高领导人“一意孤行”而导致的灾难。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试图使中共避免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但是却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能力，因此仅仅为中共的集权制度“打了一个补丁”：推出了“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体制，并且限制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如今这个“补丁”已经被习近平撕破，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下的集权体制的气数已尽，中国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202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