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已故的第七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他们展示了一张图片：在一张白纸的中间有一个黑点。老师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一个黑点。”老师却说：“你们怎么没有看见那张白纸？”这位先生也许希望借此来教育孩子们要避免以偏概全；例如，不要因为一个小瑕疵而彻底否定一个人或一件事。
然而，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例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于动态系统而言，当状态很不稳定的时候，小的瑕疵也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控制系统这门课里，人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输入激励来研究系统的稳定性，类似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分析社会的稳定性。最简单的输入信号就是一个脉冲，这就对应于一起突发事件。当社会很不稳定的时候，这类突发事件就会像导火索一样引发系统的崩溃。例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貌似强大的封建王朝竟然如此脆弱，轻轻一击就轰然坍塌了。
除了脉冲以外，另一种常用的输入就是阶跃函数，在某一个时刻输入从零变为1或者一个常数。对稳定系统而言，这个输入会造成一些短期的响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会被消除或者限制在一定范围。然而，如果系统的稳定性较差，这个输入的影响会变得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发散而失效。例如，在1980年爆发了两伊战争，在此之前原油价格达到了一个高点，每桶35美元（计入通货膨胀则相当于如今超过120美元）。战争开始以后，两国就争相卖石油，结果导致了油价的一路走跌。在1986年，国际油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从24美元跌至10美元。在此后的几年中，原油价格一直没有超过20美元，直到苏联解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前苏联社会的稳定性已经相当差。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第二年就出现了油价暴跌，为了应付危机他慌不择路地推行改革，结果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局面。
提高系统稳定性的常用方法是引入负反馈，其代价是需要引进传感器来对系统状态进行采样。西方民主社会的稳定性比较高，其首要原因就是有新闻自由，从而使决策者可以充分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民众的疾苦。然而，在专制的国家内这种反馈信号常常是被扭曲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最触目惊心的一个实例就是当年的“大跃进”，基层干部为了邀功而盲目地发射“高产卫星”，而伟大领袖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结果就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同胞。如今，习近平也像毛泽东那样雄心勃勃，而此时同样有大量阿谀逢场的基层干部，因此出现系统性灾难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例如，郑州水灾事件和西安封城事件就已经显露出这种系统风险的端倪；随着Omicron变种病毒在全国的蔓延，中共僵化的政治体制也许会因过度防疫而导致社会瘫痪。
除了反馈以外，智能的系统还应该具有“前馈”，也就是试图消除在未来才会出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西方民主社会反而是有所欠缺的。例如，在疫情期间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举债赈灾的措施，但是，将来如何偿还债务却往往没有了下文。在当今的民主政体中，多党派轮流执政，而每届政府的任期都十分有限，所以政客们往往没有兴趣去考虑自己任期结束以后将要发生的社会危机。本人提出的“君组立宪制”可以兼顾前馈与反馈这两种机制：立法权掌握在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国君”手里，从而可以避免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执政权交给由竞选产生的政府手里，从而对民间的疾苦可以做出积极的响应。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当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可以平稳地过渡到“君组立宪制”，而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
（202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