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拜登总统去欧洲进行了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6月9日空军一号抵达英国，当天拜登访问了驻英国的美军。6月10日拜登会见了英国首相Johnson，两人共同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6月11-12日拜登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G7会议，在其公报中涉及新疆的人权和香港自治的问题。6月13日拜登拜会了英国女王，老人家很亲切，拜登感觉像见到了母亲。6月14日拜登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公报中把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者”。然而，这显然是美方的主张，欧洲盟友未必认同；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隆所言，中国不在北约的防御范围内。6月15日拜登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了峰会，双方同意搁置波音与空客的贸易战，并且美国会取消对一些欧洲商品的关税。6月16日拜登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峰会，但是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会后双方各自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旧的《大西洋宪章》是在1941年8月1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军舰上签署的，提出了对战后重建和维护世界和平构想的八项原则：
（1）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2）不希望看见任何与人民意志不符合的领土变更。
（3）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
（4）要在尊重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
（5）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
（6）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希望建立和平的世界环境，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7）这样的和平将使所有人能够在公海上不受阻碍地自由地航行。
（8）相信为了现实的和精神上的理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建立之前，必须解除那些有侵略性国家的武装，从而减轻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军备上的沉重负担。
《大西洋宪章》于同年9月24日由苏联和9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政府的代表共同签署，包括：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和南斯拉夫，它成为了重建二战后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政策依据。《大西洋宪章》主要由美国政府起草，英国其实是被迫接受的，因为那时英国在海外还有大量的殖民地。因此，回国以后丘吉尔对此做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大西洋宪章》只适用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
八十年后拜登总统与Johnson首相签署的《新大西洋宪章》依旧是美国政府起草的，英国同样扮演了配角的角色。但是，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了。那时，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而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全球第一。所以，当年英美两国有实力支撑这些战后规划。旧的《大西洋宪章》所针对的是发起侵略战争的轴心国，而《新大西洋宪章》所针对的则是目前世界上的专制国家，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新大西洋宪章》也有八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1）我们决心捍卫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价值观和制度。我们还将对抗世界上出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捍卫所有人固有的尊严和人权。
（2）我们打算加强维持国际合作的机构、法律和规范，使其适应21世纪的新挑战，并防范那些会破坏它们的人。
（3）我们仍然团结在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背后。我们也将捍卫诸如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合法下使用海洋的关键原则。
（4）我们决心利用和保护我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创新优势，以支持我们的共同安全并在国内提供就业机会。开放新的市场；促进新标准和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以支持民主价值观。继续对科研进行投资以解决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5）我们有共同的责任维护我们的集体安全和国际稳定，以及抵御包括网络威胁在内的各种现代威胁。我们已经宣布，我们的核威慑力量是为了保卫北约，只要有核武器，北约就将继续是一个核联盟。我们仍然致力于打击威胁我们的公民和国家利益的恐怖主义分子。
（6）我们承诺继续为21世纪建设一个包容、公平、气候友好、可持续、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我们将加强金融稳定和透明度，打击腐败和非法金融，并通过确保高标准的劳工和环境的条件下进行创新和竞争。
（7）世界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必须采取紧急和雄心勃勃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自然。我们将在所有的国际行动中优先考虑这些问题。
（8）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危机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加强我们对人类健康威胁的集体防御能力。我们承诺继续合作，加强卫生系统，促进健康防护，并协助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这个《新大西洋宪章》看起来像是拜登的幕僚在短时间内仓促草拟的，与八十年前的《大西洋宪章》相比显得有些粗糙和蹩脚。如今，英国刚从欧盟中独立出来，自己都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哪还有精力去和美国一起玩什么大国竞争的游戏？然而，既然拜登主动上门来重温旧梦，Johnson首相也只好捧场。如果欧盟的国家不给予背书，这个《新大西洋宪章》也仅仅是一纸空文。
如今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稳居世界首位，而且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相当，所以美国的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在拜登结束欧洲之行的时候，中国的三名宇航员成功地入住了太空站，展示了在高科技领域自主研发的能力。不过，拜登的对中国的定位是“系统性的挑战者”，其对华政策还是希望在公平竞争中获胜，而没有把中国当作敌对势力。其实，中美之间的最终较量并不在尖端科技领域，而是各自的系统性缺陷。美国的缺陷是过度民主，这类似于慢性的癌症；美国每年新增的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导致国债堆积如山，早晚有崩塌的时候。美国的癌症尽管无药可治，但是却不会有猝死的现象出现。中国的缺陷是过度集权，这有些像血管硬化而导致的心脑疾病；虽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是地方政府的低效和贪腐早晚会酿成系统性危机。如果中国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心脏病或脑中风发作则会迅速衰败。
（202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