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教育界出了一系列事件：6月4日前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一些大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把独立学院与技术学院合并。6月6日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报考人数达到了破纪录的1078万，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复读生。6月7日复旦大学的一个中年数学家姜文华杀害了学院的党委书记，此人因患有抑郁症而被校方解聘。此外，在网络上河北衡水中学的高三学生张锡峰因“土猪拱白菜”的演讲而引发了热议。
每年高考都会牵动千家万户的神经，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本人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年全国有259万考生报考，录取了28万，高考的录取率是11%左右。所以，那年头考上大学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亲朋好友都说了不少鼓励和恭维的话，结果自己也感觉有些膨胀。然而，一晃研究生毕业了，进了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每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那时住房还没有商品化，所以全靠工作单位分配。本人结婚的时候，夫人从她工作的设计院分到了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与其他两家挤在一个单元里，三家共用厨房和厕所。这个小房间4米长1.5米宽，根本放不下一张双人床，所以就搬进来一个大学宿舍里用的上下铺。过了两年，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我们搬进了筒子楼。房间就跟学生宿舍一样，十来家人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每家都在楼道里做饭。
尽管生活条件相当简陋，那时还没有“躺平“这个概念。本人29岁的时候，儿子出生了，生活变得十分繁忙。我们住的房间离水房大约有三十米远，每天都要把一大盆孩子的洗澡水搬到水房去倒掉，每周还要把洗衣机搬过去，后来发现自己腰椎出了些问题。孩子是春天出生的，到了秋天母亲发现得了癌症，我通过一个同学的关系联系到东城区的一所医院去给母亲做手术。那些天，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在东城区和海淀区之间来回奔波。如果那时听到毛不易那首歌《像我这样的人》，一定会潸然泪下。 除了感到生活的艰难以外，更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一种“无能”的感觉。一个都快到了而立之年的人，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让妻子和孩子过上体面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国留学了。
有一个朋友说，如今的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劳力者”，只不过消耗的不是体力而是脑力。因此，当听到张锡峰有关“土猪拱白菜”的激情演讲时感到十分诧异，如今的高中生怎么还有古人考取功名的想法？孟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因此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鲤鱼跳龙门式的阶级飞跃。例如，古人考上秀才以后，虽然还没有做官的资格，可是已经有了一些特权和福利。例如，秀才不用服遥役，没有“介绍信”也可以四处游学，就连衣服的样式也与普通民众不同。在明朝秀才们每月还能从官府领到一两银子，每天还可以领取一升米度日。所以，尽管秀才们可能很穷，但是社会地位毕竟提高了一大截，见到县令不用下跪，犯了法也不能动刑。一旦考中了举人，特权和福利立刻升了一个档次，即使不做官也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历朝都有这样的规定，举人全家可以不纳税。从政策层面来看，这个福利是相当有限的；然而，在执行层面则有很大的收益。例如，周围的富人会把财产挂靠在举人的名下来避税，当然要向举人交不少“挂靠费”。
在中国共和制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有余，但是，在人们心里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却很难彻底清除。在2003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从而“独立学院”这个名称被广泛采用，它的前身是在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时形成的民办二级学院。这些独立学院都挂靠在正规大学里，所以每年都要交一定数量的“挂靠费”。因此，独立学院的录取分数较低，而学费却高不少，但是毕业证上可以顶着挂靠院校的光环。然而，由于很多独立学院的师资十分薄弱，有些还有管理混乱的问题，所以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一直不乐观。最近，教育部希望把独立学院转化为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高等技术学院，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然而，很多学生宁愿徒有虚名，也不愿被降级。此外，学生们提出的一个理由是考研会受到影响，但是能够考上研究生的比例毕竟很低。
面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本人觉得应该借鉴美国社区大学的思路，把本科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学生在完成了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以后就可以获得“预科学位”，然后就可以通过“二次高考”来选择不同的大学和专业从而完成本科学位。当然，学生们也可以选择参军或工作几年后再回来完成后两年的学习。在985和211 这类重点大学中应该取消大一和大二这两个年级，而独立学院则取消大三和大四这两个年级。大多数重点大学都有挂靠的独立学院，这是一个进行机构重组的天赐良机，独立学院将会变成基础教育学院。这种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首先，高考的竞争性会大幅度下降，复读生的比例也会减小很多，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解决。其次，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会有效地提高，而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此外，在由独立学院转变成的基础教育学院中，可以打破过度细分的专业领域，从而实现通才教育的目标。如今，高中生在巨大的高考压力下往往会忽视个人的兴趣，结果会浪费四年的大学生涯，毕业后做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
姜文华杀人案不禁让人联想起另一位数学家张益唐，他在1982年从北大数学系获得本科学位，接下来又在198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被美国普渡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其导师是莫宗坚，研究方向是代数几何。然而，张益唐对数论更感兴趣，在代数几何方向并没有多少热情。一晃六年半过去了，他一篇学术论文也没有发表，不过勉强拿到了博士学位。导师对他相当不满意，因此拒绝给他写推荐信，所以张益唐找不到学术界的工作，结果只好靠打零工过活，干过给中餐馆送外卖和汽车旅馆的清洁员的工作。由于校友的帮助，他后来在一家快餐连锁店Subway里做会计，这样他就有时间来继续钻研数学。在1999年通过朋友的推荐，张益唐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与统计学系的编制外助教，后来担任了讲师，讲授微积分、代数、初等数论等课程。大学讲师虽然只是很低的职位，但是他有了做科研的便捷渠道。2001年，张益唐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黎曼假设”的文章，得到了本校系主任的赏识。2013年4月17日，张益唐向知名杂志《数学年刊》投稿，关于孪生素数猜想的研究论文在5月21日正式发表。由于这项突出的科研成就，他被破格晋升为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的正教授。在当年他就获得了Ostrowski奖，次年又分别获得了柯尔数论奖、肖克奖和麦克阿瑟奖。如今中国的大学里被称为“青椒”的年青教师的竞争过于残酷，这样的学术环境其实并不利于人们做有突破性的科研。
（202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