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就在五四运动102周年纪念日前后，印度的新冠疫情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每天的感染人数从三十几万上升到四十万以上，每天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也从三千多人上升到了四千人以上。有人悲观地认为，实际人数可能会比这些官方统计的数字高出一个数量级。印度的现状不禁让人联想起民国初期的中国，那时的社会现状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如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文明程度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一个国家不会因为贫穷落后而受到强国的欺凌。
五四运动的起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列强们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转交给日本。在学生和广大群众抗议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最终决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共曾经给五四运动赋予了很多“莫须有”的意义，甚至认为这是中共建党的起因，并且将其定为“青年节”。其实，五四运动的最大意义也许在于“国民”意识的觉醒，这是民国与清朝相比最大的进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只有在共和体制的国家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变成了“主子兴亡，奴才有责”。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央集权制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两千多年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一直拥有“家国情怀”，其代表思想就是范仲淹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在普通民众心中，小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其代表思想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所以，在抗日战争中既出现了很多英雄烈士，也出现了大量的汉奸。但是，与甲午战争期间那种“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社会状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希望把人民的归属感从以小家庭为核心转化为以国家为核心。正如那时的红歌中所唱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中共强大的舆论宣传机器的影响下，50后那一代人在年青的时候确实被彻底改造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主动与父母划清了界限，在城市生活的广大青年学生心甘情愿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上山下乡。如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50后那一代人心中还留有深刻的印记，也让不少60后感到十分向往。
习近平这一届高层领导人大概在内心还留有这样的红色烙印，尽管对那时的苦难生活也会记忆犹新。现代的年青人可能难以理解50后那代人当年的心态，其实那是一种被集体催眠的心理状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50后在年青的时候的确也有幸福的一面，他（她）们从来不为未来担忧，总认为明天会更好而曙光在前头。文革结束以后，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打破大锅饭”，其实就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以剥削农民为代价而给工人阶级打造的福利制度逐渐解体。经过三十年的改革，这项巨大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了。当代的广大年青人不再拥有他（她）们父辈的理想与激情，而是要面对冷酷的生存危机，就业的压力成了这一代年轻人辛勤劳动的主要动力。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动机：“为个人奋斗”和“为集体奋斗”。在儒家文化中，前者被贬为“小人”，而后者被尊为“大人”。当然，如果能够两者得兼，人们的幸福感是最高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生命力，读书人一旦进科入仕，就变成了人生赢家：在拥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同时，自身的社会价值也能得以充分实现。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有觉悟“的青年感到十分失落，而自私自利的“小人”则如鱼得水，那时的普遍现象是“二赖子当了万元户”。在64事件中，有志青年们希望发扬五四精神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学生和市民却遭到了中共的血腥镇压。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以潘晓为笔名的两个青年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其实，这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暗合：只有把“小人”利己的动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才能蓬勃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当时社会上充斥着大公无私的正统教育，但是工厂里的工人和公社里的社员都十分缺乏劳动热情。从社会仿生学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这种现象，在人类的肠道内生活着大量的细菌，我们正是靠它们来分解食物的，否则就无法吸收其中的营养。此外，在我们的细胞中有一个被称为线粒体的能量工厂，它们最初也是寄生在我们体内的异物，所以具有独立的DNA。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无法进行宏观管理的。
学习和劳动并不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只能靠刺激人们的某些本能的欲望才能间接地让人们刻苦学习和辛勤工作。宋真宗赵恒就颇善解人意，他的《励学篇》就成了读书人眼前的胡萝卜：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本人在出国前曾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过几年，前些天偶尔登录原单位网站，结果发现头条新闻居然是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再过两个月就要迎来中共建党的百年纪念日，估计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共的“伟光正”。其实，世界上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成功的诀窍就在于“与时俱进”，而绝不是墨守成规或推崇“原教旨”。在中共的百年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转型：其一是1949年以后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其二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把工作重点从政治挂帅转为发展经济。如今，中共面临着一个新的转型期，也就是从台前的执政党走向幕后的核心组织。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反者道之动”，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借鉴了这一思想。如今，习总推行党对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掌控其实是与中共的演化方向背道而驰的，但这也会促进和加速其转型。(202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