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今年的圣诞节相当冷清，既没有家庭聚会，也不能出外旅游，大家只能靠社交媒体与亲朋好友互相祝福。如今很多美国人都因疫情而失去了工作，而川普总统又迟迟不签署国会经过旷日持久的磋商而达成的救助法案，因此很多家庭会在贫困的阴影下过圣诞节。然而，美国的社会依旧秩序井然，基督教的贡献功不可没。
在基督教中有些称谓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如天父和圣母；也就是说基督徒把自己当成了孩子，因此需要神灵的眷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君臣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君父和臣子。然而，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一个婴儿从出生到两岁这段时间大脑处于快速发育的阶段，因此其间的经历会对一生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人们常常对世界上的三大宗教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借助家教来进行对比。
理想的状态是关爱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在感到困苦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的照顾，然而在感到安全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探索周围的环境。当父母面临的生存压力很大的时候，对孩子往往就缺乏关爱。例如，在中国农村有大量的留守儿童，他（她）们每年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相当短暂。此外，有些父母对孩子十分冷漠甚至经常训斥和责罚，结果孩子长大以后就有可能变得十分孤僻，对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另一个极端状态则是父母对孩子过度照顾，不给其探索环境的自由，结果孩子长大以后就变成了“妈宝”。如今城市中独生子女这一代人的孩子们除了父母以外还有四个祖父母来照顾，这种过度关爱和早期教育使孩子们失去了很多自由探索的空间。
宗教与其创始人是密不可分的，其生活经历对教旨有着深刻的影响。释迦牟尼是王子出身，因为难以承受人类必经的生老病死的苦痛历程而出家修行。因此，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相当有限，除了修行的僧侣以外，世人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多少约束，当然在心里也感觉不到多少慰籍。因此，佛教就像外出打工的父母，对孩子采取了忽视的态度。所以，在佛教影响力比较大的亚洲国家，人们的公德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家庭内部的组织结构却十分紧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很容易出现极权专制的统治者。
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地区，因此其教诲局限在信仰层面，而不涉及世俗的事情。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因此，欧洲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两套组织结构，一套是罗马天主教系统，而另一套则是世俗的封建统治体系。在宗教改革出现以后，基督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有所放松，因此才出现了科学的萌芽和工业革命。相对而言，基督教对人们的教化作用恰到好处，既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又避免了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过度限制。
默罕默德在晚年是社会的统治者，因此他既要在精神层次上教导信众，同时也要在世俗层次上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在这种政教合一的背景下产生的伊斯兰教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形成了约束，因此人们的自由探索行为受到了很大限制，就像一个充斥着各种清规戒律的家庭一样。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的文化水平是落后于伊斯兰世界的，因此很多古希腊的经典都是借助阿拉伯的文献而翻译过去的。然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出现了长足进展，而与其接壤的奥斯曼帝国却没有加以借鉴和吸收，直到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战败而分崩离析。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国家纷纷摆脱了欧洲列强的统治，但是却没有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取得多少进展。有人认为这是“资源的诅咒”，其实文化的因素则更为突出。
相对而言，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历史上儒释道三教鼎立，在彼此牵制下其影响都相对较弱。在古代中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时期，也出现过焚书坑儒的思想专制时期。然而，在近代由于外族政权缺乏安全感，所以大兴文字狱。新中国成立以后，其政权的基础也相当脆弱，所以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思想管制。因此，如果希望在中国出现宽松的思想与言论的环境，那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国家只有在政权稳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让人民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