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美国政府在7月21日突然要求在72小时内关闭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两天以后国务卿彭佩奥发表了一个对华政策的演讲，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彭佩奥选择在尼克松的总统图书馆来演讲也颇具象征意义，因为尼克松在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凤凰卫视的石齐平先生曾经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各个阶段做过精彩的解读：第一阶段是1950和1960年代的对华遏制与围堵阶段，第二阶段是1970和1980年代的对华拉拢与分化阶段，第三阶段是1990和2000年代的对华融合和同化阶段，第四阶段是从2010年代开始的对华遏制和敌对阶段。
在新中国还未成立之时，中国也曾经设想与美苏两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当时在美国的政坛上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拒绝了中国伸出的橄榄枝。毛泽东在1949年8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此后中国一边倒地投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随后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之间走向了对立。那时，一些美国政客曾经进行过反思，提出了一个疑问：“谁失去了中国？”如今，在中国国内可能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谁失去了美国？”
很多人都会认为，习近平的“复辟”政策是罪魁祸首；其实，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在2009年奥巴马上任以后，他和国务卿希拉里就把遏制中国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预计在2035年将超越美国，这无疑让美国的政客们寝食难安。首先，他们提出了G2 方案，希望中国做美国的跟班。这项倡议遭到拒绝以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了遏制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例如在军事上重返亚太，在经济上开始搞TPP联盟。美国的民主党人做事总还是冠冕堂皇的，但往往有大战略却缺乏执行力。奥巴马政府苦心经营多年，到了卸任的时候TPP也没有落实，结果川普总统一上任就弃之如蔽履。
一晃十年过去了，中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这让美国的政客们坐立不安。例如，今年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已经完成了卫星组网，在5G通讯技术上华为公司一家独大，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提出了IPv9标准。英美两国对金融与贸易历来十分重视，因此对信息的掌控和垄断有极强的贪欲。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让美国的战略家们心急如焚，因此川普政府对华为和中兴公司发起了一系列打击行动。平心而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古人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西方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思维：有挑衅的实力就等于有挑衅的行为。
彭佩奥的这次冷战演讲标志着中美关系从猜忌走向了对抗，其策略也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大同小异。首先就是要建立反中联盟，因此在他的演讲中大谈中共的意识形态问题。其次，就是要对中共施加压力促其瓦解，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手段。其三，设法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围堵，例如威胁中国在美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其实，这些手段在短期内都没有多大作用，中美之间的终极较量在于社会制度。在冷战中前苏联的分崩离析就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结果导致在经济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开。如果中国在十年内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围堵下中国肯定也会逐渐失去发展的动力。
如果抛开那些浮华亮丽的价值观不谈，中美两国最大的制度差别莫过于集权与分权。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权国家，全能的政府掌控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政府汲取了社会的大量资源，尽管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其低效率和浪费也是惊人的。例如，贵州省最南端的独山县政府就借贷了400亿元来盖了很多魔幻的建筑，如今大部分都荒废了。大政府的表现就是国富民穷，结果必然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社会缺乏自发的创新和发展的能力。与中国相反，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庄园主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希望过自给自足的日子，因此对政府的权利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分割。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南北战争和大萧条的冲击，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得到了大幅度增强。尽管如此，“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美国人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例如，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政府根本就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其实政府恰恰是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他还曾经说过，英语中最耸人听闻的话莫过如此：“我是政府雇员，我来给大家帮忙。”美国的分权制使社会充满了活力，但也使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往往行动迟缓而缺乏效率，正如丘吉尔当年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在穷尽了所有其他可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