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恩格斯曾经对哲学的范畴做过一个精辟的总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对于“存在”的认识又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静态与动态。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静态派”认为在人类所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一个抽象的“形式存在”（forms），而逻辑学和几何学都是建立在这个层次上的学问。然而，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强调事物的变化性，他的两句名言分别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中国也有两家对立的学说：儒家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道家却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如果把这两种学说综合起来则会更全面一些。以晶体为例，静态派所强调的是原子形成的静态晶格结构，而动态派所注重的是原子的振动模式。
黑格尔是继康德之后的一位大哲学家，他出生于1770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正在上大学。当时，整个欧洲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对法国推倒王权而建立共和的革命感到欢欣鼓舞；例如，贝多芬曾经想把第三交响乐献给拿破仑。在1805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开始任教，次年拿破仑率领的军队攻入了耶拿城。据说，黑格尔在看到两军交战的情景时顿悟了辩证法的原理：事物的演化有正-反-合的三个阶段。其实，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简单地说，当一个新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总会出现一股与之相对抗的势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达成了一个新的平衡态。我们可以借助单摆来做一个比喻，当一阵强风吹来的时候，单摆就会偏向一方。可是，由于惯性它往往会偏移过度，结果就会被重力拉回，几经较量之后才能逐渐安静下来。
黑格尔把这种辩证的哲学观点应用到人类的历史，从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观，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也与中国的道家暗合，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的河流，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千回百转的，而不像人造的运河那样有笔直的河道。老子又说了：“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儒家希望把人都培养成正人君子，因此对道家思想十分排斥，认为其助长了社会上的奸佞之徒。其实，老子只不过描述了自然界动态的表象，在其背后还是有道的存在，否则就不会有这种矫枉过正的力量。黑格尔把老子的道称为“绝对精神”，后人因此将其学说归入了唯心主义。
黑格尔当年最关心的还是法国大革命，他把路易王朝的专治当作“正题”（thesis），而此后出现的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平民暴政就成了“反题” （antithesis），因此他预测在法国最终将会出现一个民主的社会，这是正反两方博弈的“合题” （synthesis）。其实，这个过程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在“合题”出现之前，“正题”和“反题”也有可能反复地交替出现多次。例如，拿破仑兵败之后法国王室又重新掌权。很不幸，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如果把满清的集权专制当作“正题”，袁世凯建立的共和国就是“反题”，本来国民党有希望形成“合题”，但是共产党却夺取了政权，在中国实行了更严苛的集权专制，重新出现了“正题”的变奏旋律。如果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来演化，中国一旦出现新的危机，就将可能再次出现一个过度民主的“反题”，这种情况是相当不幸的。
社会的变革往往是在危机时发生的，但在这种状态下极端的思想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有些类似于一个控制论的问题，迟缓的反应过程会导致震荡的出现。例如，老式的淋浴装置有两个分别控制冷热水的开关，如果反应很慢的话，就会出现忽冷忽热的情况。与此类似，社会变革的效果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往往也会导致类似的动荡。正如爱因斯坦曾经坦言的那样，民众总是迟钝的；因此，只有靠社会精英的执政才能避免这种震荡的出现。尽管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专制，可未来最大的风险却是过度民主。一旦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候选人就会被民众极端的情绪所左右，社会将会出现巨大的波动。因此，本人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组立宪制”：靠社会精英来立法和监督，而掌管民生问题的政府则由民主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