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0月8日揭晓，James Peebles获得了一半的奖金，其主要贡献是关于宇宙大爆炸理论中微波背景辐射和暗物质的研究成果；而另一半奖金授予了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他们的贡献在于研究出一种探索外星系中行星存在的方法，此后人们在银河系中发现了大量的行星。
小孩总爱问父母这个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人类也会问类似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太阳系是从哪里来的？整个宇宙又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中的第一篇《创世纪》就回答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当然科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基本的假设，简单地说就是“无常”，也就是万物都有“成住坏空”的演化过程。
尽管人们在银河系中已经发现了很多行星，但是上面有生物生存的预计不会太多。按照当今科学水平的认识，液体水的存在是生物能够生存和繁衍进化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星与其太阳的距离必须在很窄的一个范围内，太近或太远都不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条件，例如是否有大气层、行星轨道的形状以及地磁场强度，等等。
当万事俱备的时候，生物大分子就可以出现，进而形成简单的细胞。然而，这个过程人类还没有研究清楚，因为目前还没有能力在实验室用各种大分子“组装”出细胞来。换言之，尽管人类可以对基因进行编辑，但是还没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出全新的生命体。不过，这种需要并不迫切，因为在宇宙中如此罕见的生命现象在地球上却俯拾皆是。
除了病毒以外，生命体都属于非平衡态的“耗散结构”，其生存过程需要不断地从外界获取高质量的能量，将其利用以后再转化为低质量的能量耗散出去。然而，非生命体则处于平衡状态，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度很低。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生命体都是“不自在”的，所以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其实，“苦”这个字翻译得并不确切，“不自在”应该更贴近其本意（Dukkha）。因为不自在，所以对外界就会有所求，当需求无法满足时就会产生烦恼。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生命体的这种“贪婪”特性，生物演化才成为可能。细胞为了“抱团取暖”才形成了多细胞生物，而一些动物为了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而形成了群体，例如蚁类、蜂类和人类。然而，在群体中生活动物的行为模式会发生一些改变，失去了“非群体”生物的一些自由。例如，蚂蚁的一生都忙忙碌碌地为群体而“工作”，它们自己却不独自享受劳动成果，因此古人才称其为“蚁”，因为其“思想觉悟”义薄云天。
在文革时期，中国人的服装十分单调，在城市里工人都穿蓝色的工作服，因此被外国人称为“蓝色的蚂蚁”。毛泽东认为这种“全民皆兵”的状态很好，人民都像机器人一样工作，而以“红宝书” 作为“操作系统”。然而，实践证明“七亿人靠一个脑袋来思考”是根本行不通的，人毕竟不是蚂蚁。反之，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有问题的：当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时， 整个社会就有解体的风险。因此，每个社会都有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有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然而，在人们内心的深处还是渴望自由的，正像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熵增加的趋势乃是自然规律。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变得越来越拥挤，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人们的不满情绪也会逐渐增长。这种情绪在青年学生身上往往表现得异常强烈，在家里从小受到家长的管教，在学校又受到老师的训导，不仅有沉重的学习负担而且还有性的压抑，所以他（她）们很容易做出反社会的举动。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到处打人和破坏，如今的香港青年也暴动不断。表面上他们所破坏的是有形的东西，然而其内心的冲动却是想冲破无形的枷锁。然而，这些意识深处的束缚就像孙悟空戴的金箍，有了它就可以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在没有修成正果的时候取下它则会大闹天宫。
孔子和苏格拉底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的两个旗手，然而，他们的说教却大相径庭。孔子是一个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苏格拉底是传统价值观的质疑者，所以被希腊城邦处死。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发源于古希腊的文化在欧洲开始传播，由此引发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形成了新的社会制度。当西方列强靠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时，儒家学说在中国才受到挑战。如今，人类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信息科技的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政治体系，未来必定属于那些能够做出与时俱进变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