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此次70周年国庆阅兵激起了朋友圈里不少同学的回忆，因为很多人都在35年前参加过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或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欢庆舞会。当年的阅兵出现了一些大学生方阵，其中北大的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那年的暑假，本人所在的班级也有幸被选为参加游行方阵的一员。那时，北京夏天的天气比现在要凉爽一些，而且也没有雾霾。然而，每天到操场上去练习齐步走和喊口号也让人感到十分无聊。特别是像本人这种离经叛道的闲云野鹤，不免对这样的排练冷嘲热讽。结果被班里的“地下党员”汇报给了辅导员，取消了本人参加游行的资格。当时感觉是一种解脱，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遗憾的。
等到了临近国庆的时候，上面突然传来了新的旨意：学生方阵不用像士兵那样齐步走，甚至可以欢呼雀跃。结果那么多大学生整个一个暑假的精心排练就这样白费了，此事让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新的思考。那时刚学完反馈系统的课程，因此就从这个角度看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弊端：过度的正反馈和过低的负反馈。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集权传统的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古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故事，为了讨好上级人们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这次参加游行排练的经历让我突然理解了当年如何从“大跃进”演变成“大饥荒”的过程：毛泽东迫切希望通过合作化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从而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工业化中去，从而尽快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有些个别的基层领导知道了领袖的心愿以后就开始虚报产量，结果得到了大报小报的歌颂和赞扬，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放“高产卫星”的风潮，亩产量从几百斤增长到几千斤乃至上万斤。
那时刚经历过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敢于表达不同观点的各界人士都被打成了右派。因此，尽管很多人对这些不切实际的高产数字持怀疑态度，但是都不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人想提出异议，党媒也绝对不会刊登这些消极的“噪音”。因此，在铺天盖地的“高产信息”的轰击下，中央也轻信了这些虚报的数据，结果就开始从农村大量调拨粮食到城市来发展工业，与此同时也鼓励在农村大炼钢铁。然而，谎言最终总会被现实所击穿，但是其代价却是巨大的，三千万同胞死于饥饿。
很多人把大跃进的灾难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其实，这背后有着深刻的体制和文化的因素。当然，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一生的最大的成功和错误可以归结为“马上得江山”和“马上治江山”。这里的“马”指的就是军事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组织规则。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纪律严明而著称于世，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朝鲜战争中也是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却没有及时调整和改变其领导作风，依旧希望以统帅军队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
在西方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完全另一番景象，这类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正反馈很弱而负反馈很强。由于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民主社会可以避免犯极端愚蠢的错误，而其缺点是立法的质量和效率都不高。很强的负反馈使这种社会十分稳定，但是很弱的正反馈使其应变能力相对低下。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普及，民粹主义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今，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群在网络上各自形成了“共振腔”，也有相应的电视频道，结果导致了民众观点的极端化趋势。
当年邓小平复出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领袖独裁的弊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局面，他设计了集体领导的常委体制。与此同时，为了在基层出现类似的情况，邓小平也提出过“党政分离”的设想，但是在一党执政的框架下根本就无法实施。随着权威人物的消逝，集体领导制变成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在十七大以后习近平成为了常委，亲身感受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因此，在十八大上接班以后，习近平就开始了集权的进程，并且对社会舆论进行了更严格的管控，如今基本实现了“定于一尊”的权威。然而，尽管有了政令畅通之利，同时也出现了缺乏负反馈之弊。例如，此次70周年国庆阅兵中党旗和国旗位置的颠倒违背了《国旗法》，但是在彩排过程中却没有人指出来，最终才形成了载入历史的一大败笔。
在如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世界上所有政治体制都需要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本人认为中国应该率先实行“君组立宪制”，也就是把立法和执政分开，其实这与邓小平所倡导的“党政分离”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执政者需要通过多党竞争来产生，而立法者则由有执政经验的一个无党派精英集团来掌控。然而，如今在中国执政的50后这一代领导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喝了过多的“狼奶”，仍旧迷恋毛氏的集权思维，因此这种强正反馈和弱负反馈的政治体制格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