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1945年的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画上了句号。当后人回顾起这场战争时，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德国和日本能够限制战争的规模，它们可能会成为战胜国。然而，德国当年却冒然去进攻苏联，而日本则去偷袭珍珠港，结果才导致了最终的战败。两国做出这样错误的决策一定存在某种相似的思维误区，其根源就在于认为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秀，并且被战争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然而，在战争中英美两国却没有这种盲目的自信，他们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物资的补给能力和信息的获取能力。与轴心国相比，英美对信息的重视显得尤其突出：英国靠图灵参与研制的早期计算机破译了德国的通讯密码，而美国捞起了一艘被炸沉的日本潜艇从而破译了日本海军通讯的“紫色密码”。从此以后，英美对德日的海上作战就像一个视力敏锐的人与一个盲人打斗，其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德国是19世纪末期工业化的后起之秀，因此其战争思维也受到了社会生产的影响。例如，亲身参加过一战的希特勒对当年军需物资的匮乏印象极深，因此认为战争靠的就是武器装备的有效投放。日本当年对战争的认识则更加偏颇，甚至认为精神绝对高于物质，因此日本陆军的装备与欧美相比落后很多。例如，在1939年5月在中蒙边界爆发的诺门罕战役中，苏联红军的陆军装备都明显优于日军，所以才能大获全胜。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过指挥这场战争的苏军主帅朱可夫：“他在战争开始之前总是要更多的部队和装备，但是他从来不打败仗。”由于迷信精神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所以日本是经受不起失败的。诺门罕战役的败北让日本对苏联从此产生了恐惧感，结果拒绝了德国提出的两国瓜分苏联的建议。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也对战胜了自己的美国俯首帖耳，可是却对曾经侵略和占领过的亚洲国家始终保持着一种优越感。
在国内的历史教育中，大陆的学生曾经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所进行的国共内战中，解放军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情报，其次才是士气。由于国民党军队系统内部隐藏着很多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所以解放军才能靠运动战灵活机动地集中优势兵力来打击国军。如果在战争初期解放军与国军打阵地战，后者肯定会取得胜利。当然，国民党也派了一些间谍去延安，曾经准确地锁定了毛泽东的住址并且进行了空袭，结果投下的炸弹居然没有爆炸。如果国民党的这次斩首行动成功的话，国共内战的结局也许会改观。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与英加澳新四国成立了“五眼联盟”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各国的情报。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兴起以后，美国又借助这种新的信息网络来搜集情报，与传统的间谍相比高科技手段显然具有很大优势。然而，在通讯技术上美国的垄断地位逐渐发生了动摇，华为的崛起威胁了美国对信息系统的绝对掌控，因此才以倾国之力来对其进行打压。在英美这种以金融和商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国家，信息是其生命线，所以其情报系统十分发达。除此之外，以色列在情报搜集的能力方面也是首屈一指。面对残酷的生存危机，犹太人只能借助情报的优势来平衡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威胁。
在整个20世纪，美国在通讯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在5G移动通讯领域美国却明显地落后了，实际上这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在这个领域有两个波段，FR1（450 MHz – 7.125 GHz）和FR2（24.25 GHz – 52.6 GHz）。由于美国海军和教育系统使用的波段位于FR1内，所以通讯公司的5G研发只好选择FR2波段。尽管这个波段的带宽更高，但是在传播上却存在着一些局限。例如3.5 GHz的信号在基站的一公里内都可以接收，而FR2波段的信号衰减很高，有效距离缩小到只有200米左右。换句话说，一个FR1基站所覆盖的区域需要25个FR2基站，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可行性。此外，建筑物和人体都会阻挡FR2波段信号的传播，这给FR2波段信号的应用带来了很大限制。特朗普号称美国要跳过5G而直接发展6G技术，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天方夜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人们认为世界的存在有赖于其物质基础，如今物质与信息已经到了可以分庭抗礼的程度。如果从近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有些人甚至认为物质的基础是信息。例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John Wheeler就说过一句名言：“It from bit”。因此，人们需要同时面对两个世界：由原子（Atom）组成的A-世界和由信息（Bit）组成的B-世界。然而，这两个世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片面地走入其中之一则会导致畸形的发展。例如，如今有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而不能自拔，这些人最终将会在A-世界中碰壁。反之，如果片面注重A-世界而忽视B-世界，其发展也将会受到很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