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你很多年没回国了吧？”浦东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把我的护照翻了半天后好奇地问。是啊，上次回国的时候上海正在举办世博会，一晃已经九年过去了，这本护照明年就过期了。提完行李走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手机的SIM卡，以便与国内的亲友联系。中国联通的销售人员问道：“你有身份证吗？”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房子上缴给工作单位，户口被注销，身份证也被收回。“如果你有外国的护照也可以。”本人既无国内的身份证，也没有外国护照，所以无法获得国内的手机号。几天后本人又尝试去其他两家手机运营商去买SIM卡，结果都一样被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就是一个侨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到自己祖国的最初体验。
由于多年没回国，所以给亲友们带了不少礼品，随身携带不太方便，就去邮局托运。可是，邮局的工作人员提出很多苛刻的条件，就连化妆品也不能托运。不过，他倒是向我们推荐了旁边的快递柜台，那里就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结果整个行李箱都可以一起托运走了。两天以后就寄到了家，国内物流的效率真让人刮目相看。
机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地方，例如洗手间。走进美国机场的洗手间，扑面而来的往往是清洁剂的刺激味。然而，走进浦东机场的洗手间，闻到的还是人类排泄物的原味。仔细观察一下，看到有些马桶已经破损，地上也有不少污迹。然而，这并不是无人清理的结果，有两个清洁工就在洗手间附近定期地进来打扫。然而，他（她）们对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已经熟视无睹，并不认为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作为一个中国窗口的国际机场，这些问题是不该出现的。
到浦东机场时已经是下午，所以就准备在机场内的旅馆休息一晚。回国前就通过携程的网站（trip.com）预订好了房间，这里真得感谢携程帮我们绕开了身份证的问题，而且可以用国外的信用卡直接支付，其实这是沾了老外的光。到了旅馆的前台，护照倒是可以作为有效证件，不过每位旅客都得拍张照片存档。看来，国内的安全措施确实很严，而个人的隐私则无从谈起。
从浦东机场到虹桥火车站的大巴车站就在航站楼的下面，票价只有34元人民币。可是，当大巴进站以后才发现，这里不是起点站，车上已经人满为患。由于车下的行李舱已满，只好把行李搬到车里的走道上。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允许的，一旦出现意外，放在走道里的行李会妨碍乘客逃生。大巴驶离机场以后，抬眼看看座位上方存放小件物品的行李舱，发现好几个舱盖是敞开的，还有几个舱盖已经脱落了。这在西方国家也是违规的，在剧烈颠簸的情况下，这些物品会从头顶的行李舱中滑落而砸到下面的乘客。本人相信，国内外客运大巴的安全规范应该相差无几，但是在执行上则有天壤之别。此外，这些破旧的大巴也早该淘汰了，即使票价涨到100元人民币也应该换上更高档的车辆来运营。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服务给人留下的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印象，这与政府试图展示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形象相去甚远。
坐上复兴号高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车上有Wi-Fi，我的手机终于可以上网了。后来发现，和谐号高铁还没有Wi-Fi，在上面只能把手机关闭。在飞机的经济舱狭小的空间中忍受了14个小时的煎熬以后，高铁上宽大的座椅和充裕的空间让人感到十分欣慰。当乘务人员走过来卖饮料时，情不自禁地花30元要了一小杯红茶，后来觉得真有些奢侈。高铁不仅舒适，而且快捷，以前花半天时间的旅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阔别多年后回到那个熟悉的三四线城市，感觉强烈的变化是高层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且到处都是汽车，还有很多德国的高档车。然而，在城市中心的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老建筑则显得破败不堪，其实这些建筑的年龄还不到四十年，如果定期进行维护的话应该是能够焕发出青春的。站在高层建筑上往下看，周围很多商用建筑的屋顶上都被“充分利用”，例如变成了菜园子。污迹斑斑的外墙和杂乱无章的楼顶给人的印象十分负面，然而，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似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估计这些领导干部也有不少出国访问的机会，怎么就不学一学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的经验？虽然城市中大多数建筑的所有权属于个人或公司，但是，那也得遵守城市的规范，哪能这么肆意妄为。
听说国内的银行不再接收外国银行的支票，所以就带了一些美元现金回国。上次回国时不少银行都有外汇兑换的业务，这次却遇到了麻烦。即使到了中国银行，人家也要求出示身份证，而且还要开一个账户。如果没有亲友帮忙，都没有办法进行现金兑换。不仅如此，从国内向国外寄出外汇也有严格的限制，那些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一定对此深有感受。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对外汇的管制已经相当严格。
走进家用电器商店，看到国内的产品已经相当先进，进口的产品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由于国内住宅的用电标准较低而且空间有限，冰箱和洗衣机的尺寸比美国商店中的对应产品都小一些。然而，在美国很多家庭依旧使用波轮式洗衣机（top load），而在国内这类产品已经基本上被滚筒式洗衣机（front load）所淘汰。此外，国内很多洗衣机都是洗涤和烘干一体的，而在美国这两者是分开的。从价格上来看，国内的商品还是相对便宜的，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购买力比其汇率所对应的要高不少。
在与亲友们交谈的过程中，不少人提到青年人流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学历较高的年轻人，他（她）们更喜欢去大城市工作。不过，在商店和饭店里工作的年青人还是很多的，有时甚至感到依旧有人口过剩的现象。在国内打网约车十分方便，价格也很便宜，而且开网约车的大多是年青人。国内的交通状况实在是不敢恭维，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与汽车混战在一起，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的。此外，国内的交通规则似乎也与国外不同，左转弯绿灯亮的时候对面的车依旧可以直行，这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几天以后，本人离开了这个南方小镇去北京走亲访友。由于时差的影响，每天很早就醒了，所以就坐上了头班公交车去火车站。出乎意料的是，早晨5点多的公交车居然十分拥挤，有些阿婆挑着青菜上车去城里卖，她们的生活似乎与三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差别。在美国的中小城市也有一些农民集市，然而美国的农民看起来十分富足，他们的资产比城市居民要高很多。美国的大部分穷人都生活在城市的贫民区，而在中国城乡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
当年上学的时候常坐119/120次直快列车，从杭州到北京要花27个小时。如今的G39/40次高铁只要四个多小时，真感觉到了时代的巨变。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今年国内出现了奔驰车漏油和奥迪车释放有毒气体的事件，所以我就向他询问了汽车行业的问题。他说很多同一品牌的国产车与进口车在产品质量上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他本人宁愿花高一倍的价钱也要买进口车，这让我感到相当吃惊。他认为中国的车企为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就不断地向零部件供应商压低进价，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偷工减料来满足要求，结果就造成了产品质量低劣的现状。此外，汽车的营销商也使用各种旁门左道来宰客。例如，他在年底去一家营销商买一辆高档车，本来准备买一辆最新版的车型，结果却得到了一辆旧版的车。直到去上保险时他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营销商却不肯退货。他亮出了自己律师的身份并且威胁将其告上法庭，结果对方马上就答应给他更换新版的型号。
到了北京以后也感到了不小的变化。当年上学时，北京的地铁只有两条线，如今已经有十多条地铁线了。与地面上拥堵的交通相比，乘坐地铁还是比较方便的。然而，北京最大的变化还是大量的治安人员，仿佛处于紧急状态似的。特别是进入天安门附近的公交系统，治安人员无处不在。例如，在换乘地铁的一号线和五号线时，乘客会被治安人员拦住，出示身份证后才被放行。本想去天安门广场走一走，可是，刚从地铁站出来就受到了管制，只好原路返回。
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如今都是高官或高管，不过，他们的工作压力也不小。上次回国时，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同学请我们吃饭用的都是公款，这次他们却都自己掏钱。然而，在谈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时，他们倒是都很支持。以前三天两头的公款吃喝把大家的身体都搞坏了，如今各位的健康指标都有了不少改进。到了这个年纪，孩子都已经自立了，父母也去世了，每个人都有房有车有地位，将来退休以后生活也有保障，所以这一阶层的人根本就没有贪赃枉法的动力。然而，最近一两年来政治学习的强度变得很高，占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似乎有回到文革时期的趋势。
此次回国除了探亲以外，还有与国内一所大学洽谈合作办学的任务。在与国内同行的交流中，发现美国的大学还是有一些光环效应的。我扪心自问国外的科研人员到底有什么优势？其实，最主要的也就是轻装上阵而已。在西方国家人们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也不用为孩子的学业操心，更不用去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费心，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对某个事业有兴趣也有能力，那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奋斗。如果把在国外工作比喻为在水中游泳，那么在国内工作就像在粘稠的糖浆中前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缺乏杰出人才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此次合作办学的项目能够得到双方的批准，以后每年都要回国去讲课，那么身份证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为此本人询问了有关的负责人士，得到的答案是必须先解决户口问题。然而，要想恢复被注销的户口那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了，国家需要出台一项相应的政策才能解决。不过，还有另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加入美国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在自己的祖国反而不如一个具有外国国籍的人办事方便。明年本人的护照就要过期了，是否还要去大使馆更换新护照，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