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本周中美之间就贸易争端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磋商，双方在缩小贸易赤字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是在对国有企业资助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遗产，在国民经济中依旧占有重要地位。在2018年世界《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大陆地区有115家企业上榜，国有企业在其中就占据了83家。然而，国有企业尽管具有规模优势，其经济效益却不尽人意。最近开始启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倒是一个逐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平稳的过渡模式。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就会发现动物的体型是丰富多彩的：既有重达几吨的大象，也有体重在毫克量级的小虫。此外，还有大量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如果计算一下这些生物的总体重，就会发现微生物占据绝对优势。即使在动物界，蚂蚁的总质量也和人类不相上下。如果从生物圈的角度来看，蚂蚁远比人类重要。在工商界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远远超过大型企业。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小型私营企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在银行业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大型国有银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由于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密切关系，中小型银行生态体系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健康发展。
几年前去欧洲旅游时一部分行程参加了“欧来欧去”旅游团，遇到了一位在中国开私营贷款机构的朋友。他说在国内开银行的门槛很高，需要一个亿的资金。同时，他也提到私营投资机构的优势，因为他们对当地贷款申请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无意中他还说起夫人没有护照不能跟他一起来旅游，因为她是一名警官。在中国开办小型信贷机构的风险相当高，上有各级政府的限制和打压，下有不良贷款人的欺诈和威胁，没有坚实靠山的人很难在这个行业生存。除了大城市以外，中国社会的基层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落后的“熟人社会”阶段，人情世故的各种关系所起的作用远大于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很多有志青年更愿意在大城市打拼的原因，尽管背负着高房价的巨大经济压力。
最近，《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Large teams develop and small teams disrupt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三位作者（Lingfei Wu，Dashun Wang， James A. Evans）分析了从1954年到2014年这60年之间发表的数千万论文、专利和软件数据，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大团队强于技术的优化，小团队强于颠覆性的创新。很多创新并不需要很高的投入，因此小团队完全可以胜任。但是，从一个粗糙的原型发展到成熟的产品则需要大团队长期的研发活动。例如，Intel公司最近推出的Optane存储器的原理并不深奥，在20世纪早期人们就发现一些硫化物和氧化物在相变过程中电导率会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寻找最佳的材料配方和研发成熟的制造工艺却是一件耗资巨大的长期工程，只有像Intel这样的行业巨头才有条件完成。
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所忌惮的是中国的大型企业，因为在高科技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最近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以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华为公司的打压就是这种焦虑的体现。然而，中国的软肋却是在民间的基层社会，在那样一种落后生态文明的条件下，中小规模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很难健康发展。不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文化：当大家族逐渐消失以后，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观念也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今80后这一代人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全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