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本周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委内瑞拉由经济危机走向政治危机，其二是美英法三国首脑同时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这两者背后的原因倒是殊途同归：民粹泛滥的结果。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些靠民粹力量上台的人，最终也会被民粹所抛弃。
西方社会政治体系的精髓是法治原则、间接民主和权力制衡和。可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间的冲突。例如，特朗普靠推特当选和治国就带有直接民主的特色，而英国的脱欧困境就起源于直接民主的全民公投。然而，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建立在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国会议员还带有某些精英色彩，结果就出现了美国政府停摆和英国议会否决脱欧协议的困局。
美法两国政府的共同之处就是寅吃卯粮，马克龙上任以后希望扭转这种局面。谁料法国政府刚刚有所动作就遭到了民粹的致命打击，结果只好向其妥协。特朗普在野时曾经猛烈攻击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结果自己当选以后也别无选择。例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大约是8330亿美元（占GDP的4%左右），预计今年将会达到将近一万亿美元，而法国今年的财政赤字预计也将达到其GDP的3.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按常理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的财政可以出现一些赤字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在经济繁荣期应该出现财政盈余来还清萧条期的借贷。如今美国已经出现了长达数年的繁荣期，可是每年联邦政府依旧出现大量财政赤字，这背后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为制度的缺陷。
国家财政出现盈余和赤字原理十分简单，只不过是税收与支出的平衡关系而已，这与我们家庭的财务管理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在民主社会这一出一入都牵扯到民众的利益，所以平衡政府预算变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首先，打出减税旗号的政客肯定会更有号召力。其次，宣称要消减福利的政客肯定是自杀行为。可是，民众也会算小帐的，空喊减税和增加福利的政客民众又不相信，这个问题特朗普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的竞选口号都是从外部关系入手，通过敲诈全世界来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结果大获全胜。
如果说民粹主义泛滥会使民主国家染上国债逐年增长的慢性病，对于缺乏法治基础和权力制衡机制的集权国家则会导致致命的心脑系统疾病。委内瑞拉的核心问题是领导阶层缺乏管理国家的知识和智慧，违背经济规律从而导致萧条，滥用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因此才最终沦落到拿着金饭碗要饭的境地。这个国家坐拥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人们简直不可想象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
关于石油开采有两个十分容易混淆的价格，其一是开采成本，其二是财政收支平衡成本。前者比较简单，它是生产石油的成本，在委内瑞拉这个价格是每桶20 美元左右，而海湾国家都在15美元以下，其中沙特最低。大多数产油国都遇到了“财富的诅咒”，也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销售。由于各国的财政状况不同，因此各国的石油出口有一个最低价，这就是“财政收支平衡成本”。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执政时期社会福利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因此其生产的石油只有卖出很高的价格才能支持国家财政，人们估计这个价格在110美元左右。在经历了多年油价低迷以后，委内瑞拉的经济就入不敷出了。在这种危机面前，司机出生的马杜罗总统采纳了很多歪门邪道的政策来缓解局势，最终陷入了如今的绝境。
当年油价处在高位时，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曾经高达一万五千美元以上，因此人民的经济状态十分殷实。在刚刚出现经济萧条时，委内瑞拉的百姓还可以到国外去采购生活用品。可是，当通货膨胀来临时，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就开始了向国外移民。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下层民众也开始逃离这个国家，从而形成了难民潮。据联合国去年11月的统计数字，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和难民总共已经超过了三百万。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三千万左右，也就是说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已经逃离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没有能力出走的底层民众。这些移民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造成了很大冲击，就像欧洲所遭遇到的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潮一样。所以，马杜罗政府不仅遭到美国的打压，而且也被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所嫌弃。在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曾经给古巴提供过大量的经济援助，而如今就连古巴政府都不再支持马杜罗。
一个国家就像人体一样，需要一套比较发达的神经系统来调节内部的生理状态和应付来自外部的挑战，这也就是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这两个系统。前者对应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它不受大脑的主观意识支配，依赖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而后者则对应于外贸、外交和军事等方面，这些领域是可以主观操控的。美国最初的国家设计是由议会通过立法来处理国内事务，而由总统和参议院通过行政系统来处理外部事物。如今这个界限已经模糊了，总统深度介入国内事务，而众议院也开始影响对外政策。将来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遵循人体的神经系统结构，政府在对外事物方面要保持灵活的应变能力，但是对经济活动应该仅仅靠立法来规范，千万不可用行政命令来过度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