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如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GDP从150美元猛增到9000美元左右。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对自己和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不会犯一些离谱的错误。孔子接下来又说：“五十而知天命”。此言暗示在四十岁的时候对自己能力和禀赋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还要再经过十年的实践才能够达到乐天知命的境界。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大家首先需要对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集权制的国家，决策阶层的贡献当然首屈一指。其次是国民素质的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拥有大量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力，而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年轻人的家庭负担，因此当时中国低端劳动力在性价比上举世无双，所以吸引了全球范围的投资而变成了世界工厂。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开始走向社会。与父辈相比，他（她）们的人数大为减少，而教育水平却得到了很大提高。因此，中国的人才优势正在从廉价的低端劳动力逐渐向中高端方向转化，在国际竞争中勤奋与智慧变得同等重要。
改革开放期间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要素，四十年前美苏之间还处在对峙的状态，冷战结束以后东欧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变局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911事件以后小布什政府进行了多年的反恐战争，奥巴马上任以后在国内要应付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国际上从伊拉克仓促撤军导致了ISIS的迅速扩张，结果美国只好花费精力去组织一场新的反恐战争来铲除这颗毒瘤。此外，北约的东扩激起了俄罗斯的反弹；在2014年冬奥会期间西方势力策动了在乌克兰的一场“政变”，导致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被赶下台，乌克兰政府开始倒向西方。作为报复措施，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结果导致了美俄关系的恶化。尽管奥巴马政府从其初期就已经看到了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可是却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来应付，所采用的遏制措施显得十分力不从心。直到今年，特朗普政府才正式把中俄当成是美国在国际上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四十年前，中国政府的高层认为存在一个发展经济的机遇期，因此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发展的方向十分明确，因为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管理方面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所以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在发展经济上占有一定优势。如今这个机遇期已经走向终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没有继续韬光养晦的条件了。随着中国的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由互补变为竞争，因此国际环境正在变得十分险恶。此外，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与发达国家的纯市场经济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的主要挑战还是来内政。
如果把政府当作一种产品，评价其优劣可以有两个基本指标：其一是性能，其二是价格。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处在“民智未开”的阶段，那时人们的思想十分僵化，因此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来领导。此外，那时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工资十分低廉，因此大政府的负担并不太重。如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成为了主力，而此时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损害其健康的发展。例如，去年马云主演了一部电影《功守道》，他在影片中打败了各路武林高手，却在四个小警察面前甘拜下风。其寓意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在商界马云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在政府的四个部门面前却不堪一击。
随着人口高峰（60后）这一代人进入退休阶段，人口老龄化问题会逐步加剧，税收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然而，政府机构并没有随着就业人口的减少而精简，而公务员的工资反而水涨船高。因此，大政府的负担就会变得十分沉重。特朗普上任以后通过了减税法案，从而使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提高。如今，在贸易战的压力面前，中国政府也被迫开始减税降赋。但是，如果不把政府部门的支出降下来，税赋的负担是不可能得到实质性减免的。所以，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的那句名言就显得很有现实意义：“政府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政府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最欠缺的就是法治。然而，照搬西方的法治体系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在中国民间并没有法律意识和相关的文化传统。基督教认为人人皆有原罪，因此没有人可以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利。“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会导致腐败。”与之相反，儒家文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只要肯下工夫来修身就行。因此，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就是选拔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来填充各级官僚体系。如何在儒家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实施法治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日韩的政治制度都存在不少缺陷，在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也暴露出很多弊端。因此，本人认为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君组立宪制”：由社会精英组成一个类似于神经系统的组织来掌管立法和监督功能，而社会的运行则彻底依靠法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