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南京大学的刘志彪和张晔两位教授提出了缴纳生育基金的建议，引起了网民的强烈不满从而招致了一片骂声。在经历了一代人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养育子女所需付出的精力和费用也大为增加。因此，很少比例的年轻人愿意生两个以上孩子，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的话。
Richard Thaler和Cass Sunstein曾经写过一本书《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其中就涉及到如何设计和制定公共政策。例如，为了鼓励生育，对于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家庭，国家可以少收一些个人所得税。此外，还可以给产妇增加一些福利，例如一年的带薪产假，等等。当然，这里所说的“带薪”指的是国家给的工资补贴，而不是强制其就职的企事业单位来发工资，否则育龄女士的就业问题就会凸显。采用这些奖励性的政策比那些惩罚性的政策往往会遇到更小的阻力，因此也更容易贯彻执行。此外，税收还有着 “劫富济贫”的功效，所以政府的补贴和福利应该出自国家财政，因为从高收入阶层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例更高。经济负担是很多中低收入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因此，不应该让这一阶层的人们去为多生孩子的家庭买单。
在生育政策上也可以借鉴“碳排放”指标交易的做法。例如，每位女士有两个生育指标，如果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把另一个生育指标卖出去。至于这个指标的价格则是由市场来决定，国家可以设立一个生育指标交易平台。在卖出了自己的生育指标若干年后，如果改变想法希望生二胎，那就可以再去那个交易平台买回来一个生育指标。当一个家庭要购买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指标时，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并且缴纳一定的保障金。借助这种市场机制，就可以使生育政策变得更加灵活而高效。
如今，很多人担心未来的养老问题，因为一对独生子女有两对父母需要照顾。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年轻人甚至还要关照其祖父母。中国的生育文化发源于农耕社会，那时，生儿子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唯一出路。如今在中国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养老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落在子女身上。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很多疾病都可以治愈，所以有很大比例的老年人最终死于不可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和老年性痴呆。这类疾病导致病人和家属在痛苦中煎熬很长时间，这样沉重的负担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所无法承受的，因此中国未来养老的方向必然是养老院模式。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们在退休以后还有十几年时间处于健康状态。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可以到养老院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每天工作四个小时左右，既能获得一些收入也打发了寂寞的时光。由于这两组人年龄相差不大，彼此之间更有共同语言。此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这一领域也是大有作为的。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在创新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孝道”。古人说过：“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门”。家庭是人们的第一所学校，而很多文化的传承就是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如果不对“孝道”进行文化革新，中国人的思想必定会受到等级观念的污染，从而束缚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同时也会助长了“官本位”腐朽思想的延续。因此，来自农耕社会的“孝道”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绊脚石，也许需要出现一位伟人才能将其搬开。
在西方国家，从法律上来说子女没有任何养老的义务，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应照搬到中国来的。当然，并不是说西方人一点孝心也没有，住在附近的子女还是会带年迈的父母去医院看病和经常去养老院探视。由于缺乏子女对父母的反馈，在子女教育上面西方人的投入要比东方人少很多。例如，很多西方人十八岁以后就经济独立了，很多大学生靠政府贷款和打工的收入过日子。中国应该采取一种折中方案，当老年人超过一定年纪时，他（她）们的子女需要把一定比例的工资以纳税的方式通过政府转交给父母作为养老金，但是并不需要在身边照顾和陪伴。这样的反馈机制使得年轻人在生育和教育子女方面会受到鼓励，从而可以缓解人口骤减的问题。如今，很多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其中不少人会在异乡落地生根，他（她）们很难回到故乡去照顾父母。这样的养老政策既满足了他（她）们表达孝心的愿望，也不影响其事业和家庭生活，因此十分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