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苹果公司的前雇员张晓浪在机场被FBI逮捕并且在法庭上被起诉，他被指控在离职前窃取了苹果公司的商业机密。中国或华裔科技人员在美国受到类似的指控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了，早有李文和案，近有郗小星案，好在法庭最终都证实了这两人的清白。然而，这次张晓浪最终无罪获释的可能性相当渺茫；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苹果公司似乎握有确凿的证据。
最新一期的《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Douglas O’Reagan写的文章“Who owns a scientist’s mind?” （谁拥有科学家的头脑？），其中回顾了知识产权的演化历史并且介绍了现况，文中特别提到了“隐含知识”的问题。高科技公司之间的知识产权之争由来已久，然而，在硝烟弥漫的专利战背后还隐藏着互相挖角的暗战。一旦核心研发团队中的成员离职后加入到竞争对手的公司，那就会带走很多比专利更有价值的商业和技术机密。例如，可以招聘一些“处女”工程师，然后带领他们沿着原公司的研发过程重新开发出类似的技术和产品，然后申请相应的专利。
在《庄子·外篇·天道》的末尾记载了一个故事，其实这就是成语“得心应手”的来源。话说有一天，齐桓公坐在宫殿上读书，木匠轮扁在下面制作车轮。忽然，他放下手中的工具，来到齐桓公面前问道：“您读的书里讲的是什么啊？”齐桓公说：“都是圣人说的话。” 轮扁又问：“圣人还活着吗？” 齐桓公回答说：“都已经死了。” 轮扁就不屑地说：“这么说来，您所读到的只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 齐桓公很生气，厉声喝道：“你这个车轮匠怎敢口出狂言？你如果能讲出道理就饶了你，否则就处死你！”轮扁不慌不忙地说：“就拿制做车轮这件事来说吧，轮笋做宽了会松动，车轮不坚固；如果做太紧了，就装配不进去。只有不宽不紧、不大不小才正合适。此技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所以，您现在所读的古人的书，只不过是糟粕而已。”
道家与儒家历来不合，编出这个小故事实际上是表达了对儒家的嘲笑。从近代科技发展来看，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仅仅靠实践摸索是不能使技术获得飞跃性发展的。然而，理论并不能代替实践，在技术的研发过程中也有很多像轮扁所说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巧”（know-how）。十几年前本人去San Diego玩，见到了一位在高通公司（Qualcomm）工作的同学。他对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里教书的人十分不以为然，指出我们指导学生做的设计在工业界根本就不能用。由此可以看出，书本上的知识与实践之间还是有不少距离的，所以在求职过程中工作经验往往比学校里的GPA显得更重要。
很多外行人往往过分注重产品的设计而忽视了其生产过程，其实在后者有更多不可言传的“技巧”。房地产出身的特朗普就存在这个误区，他异想天开地希望美国的企业在短期内把制造业都搬回美国，结果受到了很多公司的抵制。例如，苹果公司把生产过程外包给台积电和富士康等公司，不可能突然在美国重新建立起产业链。所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根本得不到本国企业的支持。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公司与个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状态是本身雇员的绝对忠诚，但是可以从其他公司吸引各路精英。然而，从个人利益来看，总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就会产生惰性，工资也增长缓慢。从美国高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角度来看，那些每过若干年就跳槽并且能够不断获得提升的人更有潜力。当然，如果跳槽太频繁就会被看作是不安分的迹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跳槽的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的作用是促进技术的传播和迫使公司不断研发新技术；其负面的影响是有些公司通过挖角可以窃取其他公司的研发成果，从而削弱了公司开展独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这样的矛盾也反映在立法和行业规范上，例如很多公司要求新入职的雇员签一个协议，在离职以后的一段规定的时间内不得到竞争对手的公司任职。有些公司为了避免彼此恶性竞争还达成了君子协议，他们拒绝雇佣从这些圈内公司离职的雇员。此外，在研发活动中同行业的公司还可以设立共同基金，大家分享科研成果。
由于文化的差异，美日两国的公司在跳槽问题上的差别十分明显。日本的文化比较强调雇员对公司的忠诚，所以公司有终身雇佣制，而员工也很少跳槽。这样的制度使得雇员们可以安心工作，没有被解雇的后顾之忧。这样的企业文化使得日本公司在技术传承上十分有效，因此在传统行业有利于不断地优化产品质量。然而，这也造成了公司里论资排辈的现象，年青人受到压抑，而很多中老年雇员暮气沉重，在工作上不思进取。因此，而在快速演化的领域日本公司就显得跟不上形势，总是落后于美国的公司。此外，由于日本的雇员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因此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倾向，结果很多造假和舞弊的现象可以隐瞒很长时间，神户制钢所的事件就是其中一例。美国的公司由于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企业的任何不法行为都会被雇员所揭露，因此可以有效地避免造假现象的出现和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