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很多年青人对此知之甚少，然而其历史意义却不容低估。文革结束以后，为了否定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在1978年5月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达成了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这样一条基本原理，人们就可以重新审视文革所造成的祸害，从而使毛泽东的思想权威遭到了否定。此前，华国锋一直坚持“两个凡是”，所以他的领导地位也因此而动摇。在同年年底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派开始得势，人们认为这是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的起点。
在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西方的思想开始在国内传播。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逐渐加快，高层的精英有机会走出国门去西方国家访问。那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反差十分强烈，这些人士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人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学习和照搬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其中就包括政治制度。1986年爆发了第一场学潮，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人大代表进行直接选举。经历了文革以后，中共高层对群众运动感到十分恐惧，最终思想比较开明的胡耀邦成了这场学潮的替罪羊而引咎辞职。然而，在学术界“全盘西化”的思想依旧十分盛行。在1988年6月1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个六集电视剧《河殇》，其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已经落后，因此需要引进西方的海洋文明。与此同时，在党内高层也出现了尖锐的“路线斗争”：以赵紫阳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希望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保守改革派则坚持洋务运动式的改革。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此举引发了另一场全国性的学潮，最终导致了六四惨案。其实这是一场军事政变，结果激进改革派彻底失势，保守改革派掌控了全局。
六四事件以后，世人普遍认为中共的政权不会长久，经济发展也摆脱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然而，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中共的政权并没有垮台，而且经济还获得了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前苏联的那些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在九十年代初都“全盘西化”了，结果其经济发展却远落后于中国。就拿俄罗斯来说，在前苏联刚刚解体时，无论在工业基础还是国民教育水准等各个方面都远比中国优越，可是如今却沦落到靠卖资源过日子。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做判断，这是否证明了邓小平当年做了正确的选择？
最近看了易中天几年前在中科大做的一场演讲《历史的底牌》，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不能低估的。社会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文化的底蕴却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即使像十年文革那样规模的运动也很难改变人们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近代西方文化始于文艺复兴，因此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城邦。在那样的一个以商业为核心的自由环境中，人们靠契约形成了经济秩序，同时也靠由契约转化成的法律形成了政治秩序。在这种文化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体的人，因此政治秩序的核心是个人与社会在权力上的划分。此外，在商业环境中，交易各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基督教的教义更加强化了这一点：人人生而平等。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中国正处在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时期。在以小农经济为支柱的东方社会里，其基本单元是家，而不是个人。此外，东方人还有“家国同构”的观念，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秩序与家中的政治秩序具有相似性。因此有“君父”和“臣子”以及“子民”这样的词汇，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就无形地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当东方国家也采用西方的民主体制时，这些东方的文化基因却还会发挥作用。例如，自古就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所以在东方社会中裙带关系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例如，韩国的前几任首相都涉嫌贪腐，其实都是其亲属和朋友的不当行为造成的。
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此言可以当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开端。在西方文化中有“人本位”的观念，由此而引发了包括言论自由等一系列人权，当然也包括个人对财富的所有权。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教育理念上，西方的教育强调顺其自然，而避免让学生按照社会的需求来扭曲个人的天性。与之相反，东方文化有“家本位”和“官本位”的观念，在教育领域强调让所有学生都按照同一模式来发展。儒家的“修身”实际上就是要把不同的材质都雕塑成同一个模型。当然，儒家的理想是当官，所以这种“修身”的观念也无可厚非。如今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还按照儒家的传统来办教育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东西方社会中成长的年青人的婚姻观也很不同，西方人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而东方人则倾向于把两个家庭牵扯进来。例如，三十年前在国内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爱情的故事》，其中的男主角出身富豪，却不惜与家里断绝关系而娶自己喜欢的女人。这样的情节在中国发生的几率很低。最近，国内的电视台出现了一些“中国式相亲”的节目，把双方的父母也请来把关。在美国生活多年以后，本人对这类节目十分反感，觉得这是封建社会的流毒沉渣泛起。然而，在这种相亲节目中的成功率却很高，这就是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事实，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文化的力量。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经济领域。早期华人移民到了美国以后，很多家庭开起了中餐馆或小卖部，一辈子就守着这么一个小店过日子。然而，西方人如果开了一个成功的餐馆，就会希望将其复制，逐渐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店，例如麦当劳和肯德基。此外，在日本和韩国有大量的家族企业，像丰田汽车和三星电子这样的巨型公司都是由创始人的后代在执掌。然而，在西方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是上市的“公立公司”，而家族企业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东方社会的公司与家庭或家族有些类似，内部运作的效率高，而公司之间的协作差。如果产品不依赖于公司之间的合作，那么东方国家的公司则占优势。与之相反，西方的公司做大以后内部矛盾会变得十分突出，因此经常把其中的一些部门分出去成立新的公司而独立运营。例如，三星的手机从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都在公司系统内完成，而苹果手机则依赖跨区域的大范围合作来生产。
既然文化因素对家庭和公司都有如此强烈的影响，那么，它也会波及国家的政治体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集权还是分权，东方文化倾向于集权，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分权。在中国随着独生子女这一代人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家庭的观念也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在年青人的成长过程中，东西文化的影响都同时存在。因此，中国的未来应该走一条介于集权与分权的中庸道路，也就是“民主集权制”或“君组立宪制”。易中天在《历史的底牌》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有圣君梦和清官梦。所以，中国需要一个扮演君主的组织来监督各级官吏，这是中国人所向往的最佳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