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开始激化起来，贸易战有一触即发的趋势。虽然彼此都十分清楚，一旦开打双方都会遭受不小损失；但是，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局面，谁也不愿意示弱。从另一方面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是结构性的问题。因此，即使双方暂时达成了妥协，以后也会不断出现争端。这就像军事冲突一样，暂时的停火并不是解决争端的终极措施，双方需要的是一种和平条约。从字面上来解释，“危机”一词表明在危险的时刻反而会有彻底改变局面的契机。
从表面来看，特朗普是对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极为不满，其深层原因在于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否定。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与其盟国开始制定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其中包括政治体系，军事体系，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美国关于贸易体系的构想来自于英国的完全自由市场观念（Laissez-faire），并且将其从国内市场推向了国际市场。在1947年10月30日关贸总协定（GATT）于日内瓦签订，并于1948年1月1日开始临时适用。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欧洲和亚洲的工业化国家都损失惨重，因此美国的经济实力变得一枝独秀。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可以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由于世界各国都不愿意完全开放本国市场，因此没有达到关贸总协定规定的生效条件，作为多边国际协定的GATT从未正式生效。此后经过了漫长的多哈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最终在1994年4月15日全球123个国家签署了协议，世界贸易组织（WHO）在1995年的元旦正式成立。那时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日本已经进入了经济停滞期，美国所引领的信息化产业开始在全球攻城略地，前景一片光明。
中国曾经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但是在WTO成立之时中国却没有贸然加入，主要是担心国内市场受到过度冲击。那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引发了美国的忧虑，因此为中国加入WTO设置了不少障碍。在2001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此后中美关系开始回暖，中国终于在同年的11月11日正式加入WTO。“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也大幅度提升了国内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标准。此外，中国的出口产品也从低端商品扩展到中高端商品，对传统的工业化国家造成了一定冲击。在2015年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十年发展计划，希望夺取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在其实施的两年多以来，在半导体工业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由此引发了工业化国家的集体焦虑。
作为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对国际贸易问题有切身的体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眼看着美国的产品不断被外国产品所取代，一开始是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到后来就连家具都要依赖进口。因此，特朗普的竞选纲领比那些传统政客更接地气，得到了传统工业所在州选民的支持。特朗普所追求的就是保护民族工业，其实，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集体诉求。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全球贸易理念：有限自由市场体系。不妨举一个简单化的方案来加以解释：如果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占到50%以上，则对国外产品完全开放，也就是零关税。反之，如果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达不到50%，则可以对国外产品征收任何比例的关税来保护本土经济的发展。当然，对于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商品，这个比例可以不同。例如，农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可以高达90%，而化妆品行业可以降到10%以下。此外，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对所有外国产品要平等对待，也就是征收同样比例的关税。
欧美发达国家所提倡的完全自由市场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经济霸权主义思想，它会使后发国家失去发展民族经济的机遇，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际争端的出现。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赢家通吃的贸易规则也不利于市场竞争，而会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巨头的出现。因此，有限自由市场观念一定会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拥护，也有可能得到像美国这样的产业空心化国家的认可。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全行业的新贸易规范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以以身作则，先在一些特定行业达成协议。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是避免世界范围内经济纠纷的终极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回应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最佳应对战略。
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在制定社会规则时也可以适当地借鉴自然法则。例如，当硅原子结合成单晶硅时，这些原子并不分享所有的电子，而只有那四个外层的价电子可以到处漫游。因此，当不同国家之间建立起自由贸易体系的时候，也不应该要求各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这种有限的开放可以给各国带来国外的先进产品，但是并不会对民族经济带来毁灭性冲击，同时还可以刺激本国的产业进行更新换代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