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2017年匆匆而过，一百年前曾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十月革命。在1949年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讲，给中国送来的其实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列宁主义。根据“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限的时候。然而，列宁则认为无论在任何发展阶段，当社会遇到危机时都可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当俄罗斯在一战末期处于充满了内忧外患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百年以后，虽然前苏联的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也早已改变了颜色，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依旧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今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福还是祸？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然而，在公民这个层次，让人们感受到的最大区别却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集体利益远远高于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因此，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是完全正当的。中俄两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前都曾经饱受外敌侵略的屈辱，因此迅速地进行工业化从而提高国防实力是当务之急。然而，这样的转型必定是十分艰难的，中俄两国人民都曾经遭受过巨大的苦难。
本人幼年时生活在农村，听老人们讲刚解放的那几年是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农民刚刚分得了自己的土地，地方政府也十分公正廉洁，社会风气非常健康，而且人人都感到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就开始了风风火火的合作化运动，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和大饥荒。在没有外资的情况下，搞工业的资本积累只能从广大农民身上榨取，也就是用“剪刀差”的机制通过“统购统销”的手段来以农补工。这些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工业发展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出现了是否进行“全盘西化”的道路之争。其实，那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全盘西化”，因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毕竟是西方人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不过，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人们当时所争论的是否再次“全盘西化”，只不过这次是以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样板。尽管那时中国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但是在“文化基因”中已经被植入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元素，也许这就是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大收获。例如，尽管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个人权利受到了集体的挤压，但是却基本上实现了人人平等。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实现了男女平等。
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内的日韩两国尽管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国在文化上的“西化”其实更彻底。宋鸿兵最近在《鸿观》视频节目中对日本的企业文化进行了很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建立在以“忠”为核心价值观的日本企业尽管在制造业方面表现优越，但是却难以适应互联网经济模式。此外，日本的企业文化也可以使公司长期隐瞒造假的行为，例如神户制钢所的丑闻。而最近这些造假丑闻的披露也显示出日本传统企业文化的削弱，一些年青人开始不再把自己的终身寄托在一家公司身上。与此类似，以“义”和“孝”为核心价值观的韩国企业往往有等级森严的管理结构，这有利于形成像三星那样的巨型公司，但是却不利于小公司的创建和成长。因此，在韩国看不到在美国所展现的那种小公司不断崛起而大公司逐渐沉沦的动荡景象。
如今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之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是，最终决定彼此高下的也许并不在经济领域，而是在于养老的机制上。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老龄化问题对任何国家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养老方案：集体化养老。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靠子女赡养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50后和60后这一代人。因此，依赖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医疗保健系统而建立起来的养老社区将会大行其道。最近，阿里巴巴集团开始进入养老行业，并且推出了应用智联网的养老样板间。这样的养老模式不仅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还可以使年轻人失去后顾之忧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除此之外，在文化层次上集体养老也有助于斩断封建文化的最后一根羁绊：在家庭中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权威。当然，儒家的孝道也不能全然否定。当老年人达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政府可以向其子女征收一定比例的“养老税”，然后转发给老人。在西方国家子女没有任何养老的义务，这也失去了父母教养子女的反馈机制。换句话说，对孩子教育的投资不会给父母在经济上带来任何收益。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走一条“中间道路”：既保留这种反馈机制，同时也避免老年人对年轻人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