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美国通过了税改法案，将公司税从35%降到了21%，而且个人所得税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免。在共和党看来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而民主党则认为是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一场巧取豪夺。当然，平民百姓更关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此次税改依旧保留了原有的七个档次，其中五个档次的税率都有所降低。然而，尽管税收减少了，政府开支并未紧缩，所以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级差税率，在理论上它可以起到抑制贫富分化的作用。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下，贫富分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仅仅在四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共同贫穷的国家。那时尽管存在着城乡差别，但是人们的收入差距仍旧很小。如今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已经步入了中等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贫富分化现象也自然出现了。邓小平当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今这第一步已经基本实现了，是否要迈出这第二步就成了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否具有优越性？换句话说，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社会应该收入均衡还是保持一定的梯度？
公元前349年，在商鞅的建议下，秦孝公迁都到渭水以北的咸阳（如今的渭城区）。水之北和山之南都称为“阳”，这就是“咸阳”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历（古汉语中“咸”有“皆”的意思）。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因此风调雨顺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由此也产生了“风水”这门学问。咸阳的风水就很好：在夏季的白天，陆地表面的气温会比水面的气温高，因此富含水蒸气的风就从水面吹向陆地，然后沿着山坡升腾到高空，遇冷以后水蒸气会凝结成雨滴而落下，滋润着那里的良田。在晚上陆地比水域冷却得更快，所以风向会转为从陆地吹向水面，清凉而干爽的风就会从山坡上吹下来，人们可以享受凉爽的夜晚。
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也是农业发达的地区，但是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却是相当恶劣的。在春夏季节，墨西哥湾会输送大量的湿热空气，而且地表的水分也会蒸腾起来。尽管低空湿热空气的密度比高空干冷空气低，但是双方却形成了两个“气层”在那里僵持不下。当然，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一旦在某一点出现了一个突破口，底层的湿热空气就会向这个地点集中，然后从这个通道升向高空。可是，由于地球的自转而产生了科里奥利加速度，地表的空气在运动中会形成一个气旋，这也就是所谓的龙卷风。尽管对其经过的地区会造成严重的损害，龙卷风却是实现上下对流最有效的方式。在社会这个层次，龙卷风就相当于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它可以有效地打破极度贫富分化的格局。
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公平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是黑猩猩在实验中也会有类似的心态。例如，让两个黑猩猩合作来完成一件事，然后给其中的一个黑猩猩更好或更多的奖励食物。结果那个受到冷落的黑猩猩就会十分生气，甚至拒绝接受自己的那份奖品。因此，“同工同酬”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但是，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就来自于精细的社会分工与大规模的协作，“同工”这个条件只在极小范围内适用，因此“同酬”也就很难实现。
美国的《独立宣言》提出了三条基本的人权：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liberty翻译成“平等”比“自由”更贴切，它强调了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与英国人之间在地位上的平等。此后的法国大革命，更加强调了“平等”这个观念，因为当时在法国还存在着贵族阶层。西方国家在18世纪所追求的平等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实现了，科举制度就是打破社会阶层的一个有效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过，在唐朝初期，贵族与平民还是分为两个考场的，直到武则天掌权以后才消减了贵族的特权。
即使在身份上实现了平等，在财富方面社会的分化也还是不可避免。在狩猎和采集阶段，人类没有私有财产，因此那个时期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一旦步入农业社会，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均衡占有就出现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牲畜的使用是早期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如果一家农户拥有一头耕牛，这家的生产效率就会比没有耕牛的农户高很多，结果就可以生产出剩余的粮食用于扩大再生产。此外，借贷过程也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一个有效途径，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禁止在借贷过程中收利息。由于犹太教没有这样的禁忌，所以犹太人就干起了金融业。宋朝王安石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青苗法）也是为了打击高利贷行为，从而遏制土地的兼并过程。
贫富分化是人们普遍厌恶的，然而其优点却往往被忽视。首先，没有富人就没有政府，因为维持政府运转的税收主要来自富人。例如，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拥有40%左右的社会财富，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占总税收的47%左右；相比之下，占人口比例80%的中低收入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15%左右。其次，没有富人就没有投资，因此也就没有经济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没有富人，新产品的消费市场也难以打开。例如，十几年前42英寸高清晰度电视刚刚推出之时，其售价高达六千美元，只有富人才有钱购买。随着其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改进，其价格一路下跌到几百美元，如今就连低收入阶层也买得起。无论是个人电脑还是电动汽车，如果没有富人最初开辟的高档消费品市场，就很难使其快速转变成普通商品而走入千家万户。另外，没有富人也就没有慈善事业。
贫富分化如果不加以抑制，也会导致中产阶层的解体，从而导致社会的两极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社会阶层的两端。对于富裕阶层主要靠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此外，文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例如，美国的顶尖富豪阶层认为坐拥巨额财富而死是件可耻的事，因此普遍希望在有生之年把积累的财富回馈给社会。早期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是一个楷模，如今微软的盖茨也是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慈善事业。其实，从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这样做也是最有价值的。如果把财富留给后代，最终也终究会没落的。例如，当年的铁路大王Vanderbilt富可敌国，如果人们去罗德岛南部的那些豪宅（Breakers and Marble House）参观，还能感受到其当年奢华的生活。然而，如今这个家族连一个百万富翁都没有了，Vanderbilt给世人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其创立的大学。
尽管美国的民主党总是抨击共和党过度关照富人的利益，但是民主党对穷人的救济措施反而是最失败的。几十年来美国对低收入阶层的一项主要救济措施就是发放食品券，结果在很多大城市中形成了靠救济为生的贫民窟。Alfred Knopf在《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一书中对此现象作了详细的分析。生长在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长大以后自然无法过正常的生活。此外，毒品和枪支泛滥导致这些贫民窟成为了社会的毒瘤。美国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另一项救济措施就是提供了大量的高等教育贷款，希望借助上大学来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然而，其效果适得其反，美国大学生的毕业率只有55%左右，其中只有60%的毕业生能在四年内完成学业。很多学生在大学里拿着政府的贷款混日子，结果不仅没有学到任何就业的一技之长，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统计结果显示，来自收入在底层20%家庭的大学生的毕业率只有14%。因此，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并不是最佳选择，而美国在大萧条时期推出的CCC（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其实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We are what we repeatedly do. Excellence, then, is not an act, but a habit.”（习惯造就自我）斩断贫困根源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让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远离那个家庭和社会环境，从而才能养成健康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中国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瞩目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打破了“吃大锅饭”的集体所有制的垄断。其次，在区域规划方面，特区和开发区建设也功不可没。今后，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进一步推进，从而将全国规划成一系列不同等级的地区，并且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法规。如果没有这些措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和楼市的持续升温将是一个长期面临的社会难题。可以像个人所得税的级差税法那样，在大城市可以征缴一些特别的税种，从而抑制人口的增长。此外，一些新技术也可以在一些地区先行先试。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年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数超过20万。现在很多人都在炒作无人驾驶技术，认为不久人工智能就会取代人类来开车。其实，采用一些简单可行的成熟技术就可以避免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想当年，汽车取代了马车被看作是一项了不起的进步。但是，马车是很少撞车或撞人的，因为马有基本的智能来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与其研究如何用人工智能来取代人，还不如先来实现马的智能。如今，在一些高档汽车上已经采用了类似的技术，因此中国可以制定出一系列国家标准在不同等级的地区来实行。例如，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可以优先采用智能等级高的汽车标准，那些不达标的汽车可以卖到其他地区。这个过程就像靠富人来打开新产品市场一样。这样的措施会导致大城市人均汽车占有率的大幅度下降，因为每过几年汽车智能等级的标准就会有所提高，因此租车将会成为主流，城市道路两侧就不会停满了私家车。与此类似，大城市的人均住房占有率也应该大幅度下降，从而转变成全国各地年青人的熔炉。
丘吉尔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有贫富不均的邪恶，社会主义有共同贫穷的美德。”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共同贫穷也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共同富裕却是相当不稳定的，最终不是变成贫富不均就是共同贫穷。因此，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一个上下通达而富有活力的阶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