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东方人对考试的热情西方人似乎很难理解，这是一个明显的文化差异。从1966年开始IBM公司为了在全球拓展业务，对72个国家进行了系统的文化调研。一开始将其结果归纳为四项指标，后来又扩展为五项：权利距离，对不确定因素的感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阴阳（主宰与臣服）心态，长短期目标导向。在这五个方面，东西方文化都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东方人有很大的权力距离（下级服从上级），期待四平八稳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强调集体主义，具有阴性的臣民心态，追求长远目标。
东方人的文化特征是农耕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造成的，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则具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们曾经长期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天当房，地当床，根本不用做长期的计划。所以，劝那里的人们储蓄是件很难的事。然而，尽管那里十分贫穷，人们却十分快乐而且能歌善舞，因为从来不为明天烦恼。
在中东大部分地区土地比较贫瘠而且气候十分干旱，所以那里曾经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为了防止别人偷自己的羊，牧人必须有好勇斗狠的名声，所以中东是一个暴力事件频发的地区。很多阿拉伯人都十分佩服毛泽东，因为他敢于挑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同样理由，本拉登在中东地区也被认为是一条英雄好汉。阿拉伯人所欣赏的是“气节”，至于成败则根本不重要，所以中国的韬光养晦一定被看作是懦弱的表现。此外，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阿拉伯各国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在外交上做出妥协与让步。
自从公元八世纪末，北欧海盗开始在西欧地区肆虐，而英国则在1066年被海盗的后裔所征服。此外，文艺复兴以后，古希腊的文化被西欧人广泛接纳。无论是北欧海盗还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在生产方式上都是以商业为主。所以，西欧各国都有向海外扩张和优先发展工商业的倾向，在文化方面几乎与东方人正好相反。例如，权利距离很小（人人生而平等），对不确定因素并不十分恐惧，集体服务于个人，有主宰世界的阳性心态，追求中期发展目标。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天主教禁止基督徒从事借贷活动，认为收取利息（usury）的行为有悖教规。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都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为了在狭缝中求生存，犹太人只好干起了基督徒所不齿的金融行业，这反而更引发了基督徒的憎恶。当时，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一旦遇到财政危机，就把犹太人驱逐出境，从而没收其个人财产。一旦度过危机之后，又准许犹太人前来定居，为下一次剪羊毛做准备。经常处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存境地，导致犹太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例如，在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权力距离最小，而对不确定因素感到习以为常。所以，犹太人不仅擅长其传统经营的金融业，而且创新能力很强。
在这五种文化特征中，“权利距离”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指标，而且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很大。其实，不仅人类社会中有权利距离，在很多动物群落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莫过于灵长类动物，如果把一群素不相识的猴子放在一起，马上就会出现一场混战，直到打出了“顺位”，彼此才能相安无事。如果把一群鸡放在一起，为了争夺食物也会出现一场争斗，最后形成了一种吃食的顺序。然而，鸭子却没有这个天性，彼此之间可以平等地相处。中医认为，鸡肉是热性的，而鸭肉是凉性，也许和这两个物种的不同“文化特征”有关。
国内人们把人际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一群爬树的猴子：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看都是耳目。这一点在日本和韩国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在语言上对上级和长辈要用尊称。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实践减小了权利距离，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发源于西欧的，所以带有强烈的人人平等观念。然而，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往往体现在工作关系，而在生活关系上依旧沿袭着长幼尊卑的传统。这一点和欧美正好相反，那里的平等主要体现在生活关系上。例如，在同事们参加的聚会上，头头脑脑的人与大家在一起聊天，显得十分平等。然而，在工作关系上则有着严格的等级和权限的差别。很多中国人到西方国家以后都需要很长时间才悟出这种关系上的错位。例如，有些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出国做博士后，结果和导师的关系就不十分融洽。不少国内的青年人误以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学生的地方，其实是培养教授的地方，博士生和博士后只不过是教授的打工仔而已，不要奢望教授会以学生为中心。
“自古忠臣出自孝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里的民主与平等，必然会反映到社会的层面上来。我们这一代人在权利距离上看来是无可救药了。十几年前在一次基金评审委员会里本人与一位老教授意见不合，结果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被老美评委嘲笑了一番。此外，在家里与儿子也很难平等地探讨问题，要么觉得自己的观点无需置疑，要么就承认他在某方面更有发言权。相比之下，犹太人的家庭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争论任何事，而且一点也不伤感情。等我们这一代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的权力距离才会明显降低。因为八零后和九零后这一代独生子女从小受到父母和祖辈的宠爱甚至溺爱，没有那么强烈的长幼尊卑概念，“没大没小”实际上是一种进步。
当一个组织的“权利距离”比较大的时候，下级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如果目标十分明确的话，这样的组织执行力很强，因此效率也很高。例如，军队必须采用这种组织方式。然而，由于缺乏下级对上级的反馈，很容易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灾难。中国的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日本在二战期间也犯过不少类似的错误，而韩国的家族性大型企业也深受其害。Malcolm Gladwell 在Outliers一书中讨论了韩国航空公司空难率很高的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很高的权力距离造成的。例如，当副机长看到天气恶劣而能见度很低时，他不能直接提醒机长注意安全，而是只能拐弯抹角地说：“机长，气象雷达对我们很有帮助！”在权利距离很大的东方社会里，建立起下级对上级的反馈渠道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在历史上很多朝代都设有“谏官”这一职位，其职责就是向皇帝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出现过日韩道路与欧美道路的争论，为了与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竞争，当时有人主张向日韩学习而组建企业巨舰。看来中国采取了一种混合模式，上游企业（石油，矿山，重工业，电力和电信）采取了日韩模式，而下游企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采取了欧美模式。当然，那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国企的税收，这也是当时做决策时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三十年后，我们看到那些采用欧美模式的民营企业发展得生机勃勃，而采用日韩模式的大型国企则显得暮气沉沉。欧美的工商业模式更类似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相关公司之间通过彼此协作而形成食物链。例如，世界上的各大汽车公司只研发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些核心部件，而其他的零部件则是向供应商采购，而且很多零部件是各个汽车公司所通用的，这样做可以大幅度节约成本。然而，过于依赖供应商也会有问题。例如，波音公司在研发787客机时把大量部件的研制和生产外包，结果出现了很多彼此不兼容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长达三年的延迟交货。
在中国人们常说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大公司自然有其优势，但是规模过大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普通员工个人的工作与整个企业的业绩之间缺乏联系，结果变得“劳而无功，怠而无过”。其实，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其次，由于出现“大而不倒”的效应，公司上下普遍缺乏危机感，面对变化的商业环境往往缺乏灵活的应变机制。此外，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结果会出现政治游戏规则。例如，IBM公司在退出了PC市场以后就把重点转移到服务器业务上。然而，大型服务器需要专职的技术人员来维护，结果就建立了一个技术维护部门。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为了系统性思维课程的一个经典案例：研发和生产服务器的部门实现的是增量（flow），而技术维护部门所面对的是存量（stock）。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的营业额逐渐超越了前者，结果在公司里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然而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前者的雇员主要是博士和硕士，后者的雇员主要是本科和社区大学的毕业生。结果，研发部门在公司中不断受到排挤，导致了IBM公司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停滞。其实，当企业高管看到这个趋势的时候就应该及时把技术维护部门分出去，从而成为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谷歌公司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及时地进行了公司重组。
比公司更复杂的是整个社会，在集权与分权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国家也是大相径庭。例如，美国的宪法中就对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权限做了明确的切割，使得州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然而，权利与责任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各州政府都必须独自处理本州的各项事务，只有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时才请求联邦政府的援助。此外，各大城市的市长也有很大的自主权，肩上担负着管理整个城市的重任。所以，纽约前市长朱利昂尼曾经竞选美国总统，而且获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这种分权制以及民主选举过程可以使地方政府高效率运转，然而，过于分权也有一些弊端。例如，美国很早就有人提议修建高铁，可是，修建一条跨越几个州的新铁路在美国简直太难了。首先，沿途各州都需要批准这个建设项目，同时还要得到各个地方政府的赞成，最后沿途经过的私人土地也要获得其主人的同意。尽管政府有权通过Eminent Domain法案强行收购私人的土地，但是打这些官司所需要的时间往往会旷日持久。除此之外，航空公司和汽车客运公司还会出面游说，试图阻止高铁的建设，以免自己的蛋糕被侵蚀。在这方面中国的集权制就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土地是国家所有的，地方政府和个人在法律上是无权对国家意志进行挑战的。然而，过高的权力距离和缺乏选举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形成了“眼睛向上”的官场作风，一味地讨好上级领导而没有动力去为服务一方百姓而尽职尽责。邓小平在世时曾经说过：中国要么不出问题，如果出问题，那一定出自农村。基层政府问题是集权体制的通病，如今这个弊端在中国显得更加突出。
参考书：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2001. ISBN: 080397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