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在1787年的9月，美国宪法在立宪会议上得到通过。当时，有人就问刚参加完立宪会议的富兰克林，到底你们决定采用什么政治体制，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答道：“是共和制，如果人们能够使其正常运转的话。”其言下之意是共和制很不稳定，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就有可能滑向两边：独裁或民粹。为了防止独裁，立国先贤们设计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为了避免民粹，立国先贤们更是煞费苦心。在四大机构中，只有众议员由选民直选产生，而且任期只有两年。总统则是由选举团产生，原则上来说可以做出与选民投票结果相悖的选择。参议员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不是靠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且参议员有六年之久的任期，而大法官则实行终身制。在当今世界，独裁政权已经遭到了文明社会的唾弃；但是，在民主外衣下隐藏的民粹主义却是人们需要警惕的。此次美国大选似乎就显示出一些滑向民粹主义的迹象。
当富兰克林讲这番话时，他所想到的大概是罗马共和国，因为美国的参议院就相当于罗马的元老院，而美国总统也类似于罗马的执政官，其主要职责是三军统帅。在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政治体制，使得罗马从一个弹丸小城逐步扩张为囊括地中海的巨无霸强国。然而，在公元前一世纪国内政治危机导致了军事政变，共和国走入了黄昏。公元前27年，罗马的元老院将权利移交到凯撒的侄子Augustus手中，从此共和制被君主制所取代。
富兰克林在1790年4月就与世长辞了，他有幸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十年腥风血雨。法国的这场革命其实与美国的关系还是挺密切的。在1756-1763年间，法国卷入了号称“七年大战”的第零次世界大战，最终败给了英国，从而失去了大部分北美殖民地。为了报这一箭之仇，法国在国民经济还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就援助美国人民抗英。连年的战争使法国政府债台高筑，从而导致了国内矛盾的激化。与此同时，在美国实行的共和制又给很多法国人带来了不小的诱惑，最终在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从而推翻了王权而建立起了第一共和。
法国当时并没有美洲殖民地那样的公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结果导致了暴民统治的出现，直到拿破仑执政才稳定住局面，最终法国又回到了君主制的老路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当时也不具备实行共和的条件。那时欧洲大陆的其它强国实行的都是君主制，这些封建王朝很难与一个共和制的国家结盟。到了1848年欧洲大陆出现了民粹主义的狂潮，法国人民再次起义，在推翻了王权以后建立起了第二共和。然而好景不长，法国人最终还是把拿破仑的侄子（号称拿破仑三世）推上了王位。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以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被推翻，法国建立起了第三共和。在二次世纪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法国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府，第三共和被终结。二战结束以后，法国最终建立起了第四共和。
在通信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君主制是最稳定的政治体制。然而，在当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粹的力量变得异常强大，世界上的所有民主国家的精英都没有力量与之抗衡。如果用华尔街的语言来说，民粹势力就相当于所谓的“动物精神”，其主要驱动力无非是恐惧与贪婪。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那就相当于代表生存与繁衍这些原始动力的id。在佛典故事中，释迦牟尼曾经讲了一个寓言。有一条蛇的身体对它的头产生了嫉妒：“凭什么我总是跟着你走？”蛇头回答说：“你没有眼睛啊，怎么知道方向呢？”蛇身赌气地说：“我可以跟着感觉走！”最终，蛇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蛇身推下悬崖一起摔死了。
美国的立国先贤们在230年前设计出了一个十分优秀的政治体制，尽管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危机，但是基本上做到了平稳运转。如今，中国已经走进了一个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此时需要设计出一套更优秀的政治体制，才能在二十一世纪保持持续的稳定和发展。集权制的通病是“干强枝弱”，地方政府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胡作非为。这在集权制框架下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这类国家最终都是由于这个病根而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极端民主制的通病则是“枝强干弱”，地方政府自治得井井有条，而中央政府则鼠目寸光，甚至寅吃卯粮。一旦出现利益的纠纷，这种制度的国家很容易分裂和解体。解决这对矛盾的一个出路就在于融合这两种对立的政治体制，从而可以平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利与职责。
“君组立宪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政府机构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组织，它不直接参与政府的运作，只对其起到监督的作用。除此之外，这个组织还负责情报机构与军事部门。如果用人脑做个比喻，这个组织就相当于大脑外围的新皮层（neocortex）。人脑的后半部分主要处理感官收集的信息，而前半部分则主要用于控制身体的行动。然而，人体的基本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更核心的区域来调控的。大脑这样的分工是几千万年进化的结果，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它可以有效地同时兼顾“对内”与“对外”这两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