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今天的庆典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仅仅完成权力从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的转移，也不仅仅完成权力从一个政党向另一个政党的转移。我们正在将掌握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手中的权力交还给你们，广大的人民。”在以往的大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彼此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别。然而，此次大选则是一场精英与民粹的对决。特朗普挟民粹之力先战胜了共和党的精英，又战胜了民主党的精英。
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价值观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劳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左倾的民主党打出公平的旗号来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右倾的共和党则亮出自由的招牌来维护资方的利益。例如，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说过一句名言：“一个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富人。”但是，共和党则认为把蛋糕做大更重要，如果政府不给那些实业家和投资人发展工商业的自由，结果就会导致社会主义那样共同贫穷的局面。例如，里根总统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说过：“有一些充满自信和富于理想的企业家创造了新的工作、新的财富和机遇。这些个人和家族所缴纳的税款支持着政府的运转，他们的捐款支持着教堂、慈善机构、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们的价值观支撑着我们国民生活的大厦。”
其次，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价值观上的另一个分歧则体现在社会演化方面。前卫的民主党积极推动社会进步，在妇女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同性恋合法化运动中都坚定地站在新文化的前沿。保守的共和党则强调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得到了教会的普遍支持。在这方面两党最大的冲突表现在坠胎问题上，这也是很多年轻女性不支持共和党的首要原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互联网开始出现，随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浪潮悄然来临。此时，民主党认为这是世界发展的新潮流，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坚定的支持者。共和党认为应该给金融家和企业家在全球开拓发展空间的自由，因此也大开绿灯。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赚的盆满钵满，高科技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可是，广大产业工人却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人只好转行到第三产业去做低收入的工作。在此次大选中，以往工会势力强大的几个传统工业发达的州纷纷倒戈，结果把特朗普送入了白宫。
正像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一样，虽然主要的推手是农民起义，但是斗争的胜利果实最终还是落入了一小撮精英手中。在特朗普身边也聚集了这样一群精英人士，他们中间又出现了两个派别。一派是信奉Ayn Rand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的工商界人士，而另一派则是历史周期律的铁杆信徒。在竞选后期，特朗普邀请Steve Bannon来执掌竞选团队，当选后就任命他为身边的战略顾问，此人即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在1997年William Strauss和Neil Howe写了一本书《The Fourth Turning…》，Bannon读后深受启发，并且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2010年拍了一部纪录片《Generation Zero》。
Strauss和Howe认为美国历史是一个以80年为周期的循环过程，其中的几个节点分别是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和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每一个周期内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潮期，为了度过危机民众主动放弃了个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从而使政府变得十分强大。第二阶段为觉醒期，民众开始纷纷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第三阶段为凋零期，民众对政府机构开始失去了信任。第四阶段为危机期，政府机构开始解体，此后会转入另一个高潮期来重新建立起新的政府机构。Bannon等人认为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开始进入了危机期，因此需要特朗普这样的强人来摧毁现有的政府组织，然后建立起新的更为高效的行政机构。虽然有“不破不立”的说法，但是“立”比“破”要难多了。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破”这个方面有些成就，但是肯定没有“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