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上周末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发生了最严重的恐袭事件，在一个同性恋俱乐部里一个孤狼恐袭者射杀了49人，还击伤了53人，其中5人至今还没有出重症监护室。现实与游戏的一大差别就是不能复盘，如果让这102人回到当初的场景并且知道可能的结局如此，他们一定会奋起反抗。在这种空间有限而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群起而攻之是最佳应对手段。罪犯使用的只是半自动步枪，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众人的攻击。即使人们中了几枪，只要没有击中要害部位，立即送到医院也不至于死亡。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跑，一旦大家都试图远离这个罪犯，那就给他造成了天赐良机，可以有条不紊地逐一射杀众人。
这种场景实际上是一种推广的“囚徒困境”：如果每个人都毫无公德而只关注个人利益，其结局反而是最糟糕的。反之，如果人们建立并遵守一个攻守同盟，结果是最理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人们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契约。如果大家都严格守法，尽管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一些约束，但是整个社会的效率是最高的，最终每个人都受益。反之，如果每个人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破坏法律，结果每个人反而都得不到好处，因为整个社会的效率一定很低。商鞅当年在秦国刚开始推行法治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权贵阶层。可是，由于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严刑酷法在秦国还是推行下去了。在渭河边曾经一日处决七百名罪犯，河水因此被染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一时之间，商鞅成了人民公敌，王公贵族们也怀恨在心。然而，一旦人民开始守法，秦国就变成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如今，中国也需要实行严酷的法治，否则无法实现强国梦。
这个广义的“囚徒困境”在军队里实行得最充分，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会被就地正法，因此军人们才能做到“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在古代为了防止出现逃兵，不仅个人会被处死，其母亲还会被剃光头来加以羞辱。然而，当社会中爆发恐袭事件时，不可能要求人们个个都像士兵那样不畏生死而勇往直前。因此，应该有一个奖励机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年，秦国人只有靠军功才能赢得爵位；一旦战事爆发时，秦国健儿个个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上阵杀敌。上了战场以后，在秦军的眼里对方的士兵就是诱人的奖牌，打仗就跟淘金一样疯狂。有了这样高涨的士气，秦国才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