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一个走在纽约街头的人感到怅然若失，手机中下载的地图总是指错路，他已经浪费了好多时间。猛然间他有所醒悟，发现他下载的是芝加哥的地图。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很多“聪明人”一辈子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也有很多各方面条件很好的人生活并不幸福，其原因很可能是三观有问题。推而广之，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过变得繁荣昌盛的机遇，但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反而走向了衰落，其原因与整个社会和精英集团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Thinking, Fast and Slow），他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硬件思维模式”，第二层是“软件思维模式”。硬件思维模式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经济的思维模式，我们每天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这种状态，因为人们每天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场景都十分类似。可是，当人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时，在意识中没有对应的“预案”，因此只好运用软件思维模式来进行处理。学习是相当艰巨的脑力劳动，就是因为学生们总处在陌生的知识环境中，所以只能使用软件思维模式。在经过了反复的练习以后，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建立起了比较持久的网络，此时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依赖硬件思维模式来解决，那就相当轻松了。俗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不仅学习如此，工作也是一样。所以在精细分工的状态下，人们的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都可以大幅度提高。
硬件思维方式也反映在人们的关于是非和价值判断上。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内心倒是相当平静的，因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简单而明确的。然而，当社会状态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时，有些传统的价值观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在那些新旧价值体系并存的时代，往往会出现社会的动荡。一个世纪前，中国人在饱受列强欺凌之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漫长的文化革新过程。遗憾的是，尽管毁灭的工作进行得很彻底，可建设的步伐却举步维艰，至今也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结果导致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各种乱象。如今很多中东地区的国家也面临着与中国一个世纪前类似的局面，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下苦苦寻求出路。
在国家这个层面也有一种硬件思维模式，那就是法制体系。在总结经验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立法机构不断推出新的法案，各级政府依法办事就行了。不过，法案的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寿命太长，则会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如果寿命太短，则人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加以熟悉。此外，法案也是有不同层次的，最高的莫过于宪法，其寿命就很长而且也不能轻易修改。法治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因此民主国家的大学除了传授各种专业知识以外，还有着公民教育的职责，毕竟各级领导人以及议会的议员们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选民缺乏辨别是非和真伪的能力，那就会使整个国家走入歧途。其实，选民与公民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目前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选民的门槛太低。
西方大学的公共课十分强调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也是评价大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实，把critical thinking翻译成“批判性思维”并不十分准确，其意义主要是怀疑与论证，很显然它属于软件思维的范畴。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大学则不同，那里往往通过政治课来向学生灌输革命的理念和思想。除此之外，东方文明中的孝道也助长了权威意识，结果导致东方人普遍缺乏创造力。William Perry Jr.在上世纪60年代对哈弗大学的学生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其结果写成了一本著作（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College Years）。他把学生的思维状态分为九类，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三个阶段。刚入学的新生主要处在第一阶段（跪着），此时学生认为世界是简单的，是非是黑白分明的，教授们代表着权威的声音，其观点是不容置疑的，学生的任务就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很多学生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教授们并没有向他们灌输多少观念和知识，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探讨各种理论和观点，此时就进入了迷茫的第二阶段（坐着）。在这个时期内学生们发生了分化：有一小部分学生退回到第一阶段，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是非混淆的状态；而大部分学生开始进入到第三阶段，自己与权威具有同等的地位（站着）。在第三阶段的末期，学生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他们认识到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并且乐于看到不同的理念和观点同时并存，并且能够根据事实和逻辑思维做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