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2003年中国的高考日期从7月7日变成了6月7日，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盛夏的高温，而民间的说法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64事件的注意力。虽然已经过去了27年，但是在国内依旧是个禁忌的话题。不错，64事件是新中国的一块尚未痊愈的伤疤，触摸起来不免还会感到十分疼痛。亲身经历过64事件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那是一场爱国的学生运动，而政府出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今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因此需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认识这场运动。
十九世纪末，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变得风雨飘摇。1898年光绪皇帝下定决心支持康梁变法，结果仅仅持续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所扼杀。改革的途径被封死以后就只剩下了革命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推翻满清政权。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慈禧太后才开始认识到封建社会这种政治体制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但此时重拾康梁变法的方案却为时已晚。1908年慈禧太后在去世之前毒死了光绪皇帝，结果在宪政改革的最关键时刻造成了权利真空，大清王朝三年以后寿终正寝，中华民国从此建立。革命者往往并不是好的建设者，前者的重点在“破”，而后者的重点在“立”。虽然在哲学范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但是它们分别需要不同性格的人来领导。在袁世凯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孙中山先生担任了铁道部长一职，可是在修建铁路方面他却毫无兴趣。革命党人当年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就会万事大吉。可是，结果却出现了“民主无主，共和不和”的局面，在国会里议员们整天争吵不休，地方势力各自为政。袁世凯为了重新树立中央的权威，听信了一些人的谗言，试图恢复帝制。此时孙中山先生号召人们开始“二次革命”，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袁世凯撒手人寰，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北伐，两年以后就号召党员们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例如，毛泽东就在国民党内担任过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组织部秘书，后来出任了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1927年在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蒋介石就开始清党，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做出选择：退出共产党或者辞职。从此，国共两党关系走向对立，共产党开始了武装斗争。当时，就连苏共当局都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但毛泽东却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既然闹革命，总要有个奋斗目标。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表就是一切外国势力，封建主义的代表就是各级政府以及农村的地主老财和乡绅阶层，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则是城市里的资本家和买办。因此，共产党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动群众，把贫穷落后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家和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在城市中的工人起义不久就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于是共产党只好在边远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英勇奋战，共产党终于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希望留在大陆与共产党政权保持一些联系，但是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也像当年孙中山一样，认为只要革命的目标实现了（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就万事大吉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工程全面展开。在农村土改运动首先把地主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紧接着又开始推行互助组和生产队，最终实现了人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在土改运动中，很多靠勤劳致富的农民也变成了阶级敌人，不少人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城市中的公有化运动也迅速展开，1953-1956年间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彻底消灭了私营经济。相对来说，城市里进行的革命还相对文明一些，没有像农村中出现那么多暴力行为。
解放军的前身是工农红军，其主体实际上就是一支农民军。因此，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当年的覆辙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早在1949年三月在河北省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占领了城市以后，共产党没有让军队接管政权，而是主要依靠当地的地下党员浮出水面来管理。为了防止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在1951-1952年间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来警示全党。在1956年城市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一年以后，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共产党的开明政策让各界人士深受鼓舞，于是纷纷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性的意见。新闻界也开始跟进，各种不同声音得到了充分报道，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然而，此时毛泽东却看到了危险的迹象，大量负面意见的报道使共产党的形象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其执政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挑战。于是，在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一场反右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据后来统计，总共有55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将近70万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工厂和农村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不知是否听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他显然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极其蔑视，错误地认为依靠人民群众的热情和体力就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全面展开。然而，其结局却是十分悲惨的，大约三千万同胞死于饥荒。为了掩饰政策的失误，宣传机器把灾难的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逼债。其实，毛泽东的理想就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所谓的“反修防修”只不过是借口。毛泽东的思想观念与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见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时极为相似：“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大饥荒出现以后，毛泽东把经济工作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但是对反腐败这个问题他却时刻放在心上。到了1962年底，大饥荒基本结束了，毛泽东就外出视察工作，先后跑了11个省。毛泽东对当时的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1963年初视察结束以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四清”运动，以防止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运动的前期在农村展开：“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中期扩展到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最后推广到大中城市：“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和运动方法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主张靠工作组领导群众开展运动，而毛泽东则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而转而筹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四清运动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存在很大争论，如果我们从建国后他老人家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来观察，就可以看到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防止产生腐败的权贵阶层。此外，毛泽东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自从他年轻时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起，他就一直对群众运动加以肯定。在去世前不久，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也就是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其二是发动了文革，也就是领导人民群众防止了三座大山的复辟。
经过这么多次运动，毛泽东也看到了反腐败的艰巨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他老人家十分重视思想教育，通过“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来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文革期间，当人们给他赋予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称号时，他只认可“伟大的导师”这一个称号。我们60后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在毛氏革命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到大的政治课所灌输的无非是帝国主义的邪恶、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剥削阶级的残酷。与此同时，政治教育中也充满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与邪恶势力的斗争的英雄事迹。此外，历次学生运动也被纳入了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学课本里就包括鲁迅先生所写的《纪念刘和珍君》。上了大学以后，北大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和清华学生主导的“一二九运动”都在政治课中大讲特讲。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复出。为了改变毛泽东的治国方针，舆论界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逐渐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才发现原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人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呼声。1986年因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对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不满而走上街头抗议游行，随后学生运动在很多城市展开。1987年初学生运动已经平息了，但是此次学潮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一月中旬中科大的领导层因为此次学潮而受到了处罚：管惟炎被免去了校长职务，调到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员；方励之被免去了副校长职务，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一月十六日，胡耀邦因“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而由赵紫阳接任。次日，方励之被开除党籍。一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经历了这么多次群众运动，邓小平对此已经深恶痛绝，因此中共对此次学运的处置只局限在党内。
到了1989年，邓小平与赵紫阳在自由民主化问题上也发生了尖锐分歧。四月十五日胡耀邦不幸去世，争取自由民主的学运再一次被点燃。从后来公开的信息来看，有些高层知识分子的确有借助学运支持赵紫阳的动机。然而，参与运动的广大学生对中共高层的路线之争毫不知情，当时大家的确认为这是一场爱国运动。既然五四运动是爱国的，一二九运动也是爱国的，如今终于轮到我们这一辈人登上历史舞台了！但是，邓小平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随着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他感到政权的合法性面临了危机，所以才孤注一掷地派军队镇压。结果一场学生们的爱国运动无端变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参与其中的北京市民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如果我们重读一下鲁迅先生所写的《纪念刘和珍君》，就会发现共产党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学运的处置何等的相似！
一晃27年过去了，中国尽管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一直裹足不前。现在人们对集权与民主的利弊都比较清楚了，中国需要走一条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道路。尽管政治体制改革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无限期地拖延只能导致当年清政府的灾难。当然，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需要一个严密的顶层设计，然后按部就班地进行。如今中国又走上了一段历史的弯道，无所作为会出轨，激进改革也会出轨。常识告诉我们：弯道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