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高考的日子正在逼近，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全国近千万考生以及其家长都会感到十分紧张，颇有一考定终身的气氛。好在如今上大学的比例已经很高，而且很多家庭也有经济条件送孩子出国留学，因此高考这条“独木桥”如今已经宽敞了很多。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考生往往把考分看得过重，其实很多非智力因素对人生和事业的影响更大。
美国的大学主要给两种学生奖学金，一种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另一种是有领导才能的。如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词汇来形容，前者相当于文官，后者则对应于武将。若换成现代社会的语言，前者代表技术人才，后者则是管理人才。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录取更偏重学习能力，因此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技术人才。它的邻居哈弗大学的录取则十分看重领导才能，所以培养了很多各界的领袖，例如微软的盖茨和脸书的扎克伯格。学习成绩可以用分数来量化，而领导才能则很难设立公平的标准。因此，中国的高考制度不利于优秀管理人才的脱颖而出，如今国内很多成功的创业者都不是名校毕业的。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古代历届科举状元的后半生普遍默默无闻。
九年前纽约市的前市长朱利昂尼打算竞选美国总统，就到各个大学去演讲来造声势。他先抛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当然，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答案当然是后者。朱利昂尼认为自己经过了911事件的考验，因此有能力领导美国。在这一点上本人不敢苟同，领袖虽然不是天生的，但是某些素质并不是后天可以培养的。例如，领袖的最根本素质就是一种使命感和必胜的信心。例如，为了推翻满清政权，孙中山先生“不自量力”地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如果没有必胜的信心，普通人失败三次也就放弃了，一般的豪杰也经不起七次挫折。正如孙中山本人所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当年商鞅拜见秦孝公时就说过：“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领袖的另一个潜质就是有胆有识，前者是心理素质，后者则是智力品质。领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战略层面做决断，一旦出现失误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其实，在当今的民主国家担任领导人还是相对容易的，虽然权利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可是整个社会秩序也有法律体系的支撑，因此只要按部就班地萧规曹随就行了。然而，在战争年代和社会变革时期情况则十分凶险，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会因不敢冒险而错失良机，最终很有可能一败涂地。当然，仅仅靠胆量也是远远不够的，智慧不足也无法成功。领袖在智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审时度势”和“知人善任”，而不在于细枝末节的学问和技能。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尽管在文韬武略方面乏善可陈，当时却被世人称为天下枭雄，最终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一。
英雄豪杰在社会中毕竟是凤毛麟角，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大家还是希望学一个有前途的专业，将来就业前景比较广阔。其实，在选择专业方面，社会需求只是次要因素，个人的兴趣和天赋才是主要因素。毕业二三十年以后，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改行的比例相当高，其中不少是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改行的。在青少年时期，人们的真正兴趣很难显露出来，大家都在拼考试成绩。既然兴趣很难确定，考生们可以先弄清自己的天赋。哈弗大学的Howard Gardner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了“多重智慧”（Multiple Intelligence）学说，一开始他的分类包括七项，后来又补充了一项，总共达到了八项。它们分别是：观察自然的能力，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视觉空间能力，音乐能力，肢体动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自我反省能力。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测试题集，考生们不妨做一下自我测试。这些能力分别对应于大脑的不同区域，左半球占优势的人语言能力和逻辑数学能力比较强，而右半球占优势的人视觉空间能力和音乐能力比较强，等等。
人类其实挺伟大的，按照自身的形象，向上创造了上帝和诸神，向下创造了电脑和机器人。我们不妨把人脑比作电脑，由此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特长和天赋。有些人的“内存”（RAM）很大，也就是短期记忆力很好，甚至可以做到“过目不忘”。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毫无关联的信息，人们的短期记忆功能平均只能记住7个，记忆好的人可以达到9个，而记忆差的人只能记住5个。如果需要记忆更多的信息，人们只能使用一些技巧。例如，有一些患有轻度自闭症的人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可以把圆周率背诵到几万位。英国的Daniel Tammet使用的技巧是把数字转换成图像（Born on a Blue Day），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些与《易经》暗合。当他看到6的时候，脑中自动会产生一个很小物体的图像，在《易经》表示阴爻；而看到9的时候，他会感到一个很大的物体，在《易经》中表示阳爻。除了短期记忆以外，人们还有长期记忆，这相当于计算机的“硬盘”。记忆力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占很大优势，特别是学外语和政治这些课程。
存储信息的能力固然重要，处理信息的能力更重要。有些人的逻辑计算能力很强，这就相当于有高性能的中央处理器（CPU）。这些人的左脑十分发达，在学初等数理课程时很占优势。然而，在一些高性能计算机中图形处理器（GPU）也会极大地提高信息处理能力，这对应于人们的右脑的空间想象力功能。有很多学生在初中时功课很好，可以上了高中或大学以后成绩就开始下滑。当然，其中的原因可能各种各样，如果仅仅从智力因素来分析，这类学生有可能在存储信息能力方面比较强而在处理信息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南怀瑾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件有趣的事，他说一个人能不能发财主要看其“清浊”。如果一个人在为人处世方面有“洁癖”，那就注定发不了财。最近，《罗辑思维》节目讲了一集杜月笙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浊”也是有境界的。与此类似，一个当代人在科研上的成就也与“清浊”有关。从统计资料来看，历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多少有很大成就的，原因可能就是太“清”了。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中学的数理化课程往往给人留下错误印象，认为科学技术都是那么简单而美好。其实，学问深似海，技术高如山。到了做科研的时候就会发现，那是一个荆棘丛生的蛮荒世界，绝大多数实验数据都是乱七八糟的。此外，如今的科技界分工精细，要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那就要在其他方面毫无兴趣和自甘无知。当然，世界各国在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也有问题，一旦开始跟着一个导师做科研，就相当于钻进了一条隧道。爱因斯坦早就对这种状态提出过非议，他认为过度精细的科研分工把科学家变成了匠人。然而，社会分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是一个“匠人”的时代。如今不少学术会议和期刊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有一些学者似懂非懂，还有很多人不明不白，只是靠一堆数据和一串方程来装点门面。如果一个人追求完美，那就只能当个教书匠；如果兴趣过于广泛，也许只能当个科普作家了。
计算机在没有运行任何用户开启的程序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守护进程（daemons）在运转，以便对网络和外设进行反应。与此类似，当人们处于安静状态时，大脑中也有很多念头在那里生灭。如今，人们可以用功能磁共振（fMRI）装置来检测人脑中的意识活动，结果发现这些“守护进程”的强度在人群中有一个连续的分布。也就是说，那些“纯朴”的人大脑比较安静，而那些“聪明”的人大脑比较喧嚣，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表现为精神病的状态。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们的世智辩聪反而会成为悟道的障碍。耶稣说过，“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如果大脑经常处在喧嚣的状态，人们就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也很容易造成失眠。因此，很多看起来聪明伶俐的孩子反而功课不太好。有这种状态的人最好练一下瑜伽和冥想（meditation），以便让大脑安静下来。佛教中常说“拿得起来放得下”，其意思就是能控制自己的意识状态，思考问题时大脑就活跃起来，休息的时候就安静下来。老子在《道德经》里也提到了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计算机的硬件决定了其性能，但是其功能还有由软件来决定的。佛教认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安装了一套深层的隐含软件，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也称作“业”。后天学习的知识和观念都停留在表层，在人们内心深处隐约存在着一个来自于前世的自我形象。当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与这个来自前世的自我认知相符时，人们就会感到轻松自在而自得其乐，否则就很难全心全意地工作。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美国的学生在功课上比中国学生差很多，可是在做科研上很多美国人却十分出色。其原因是美国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主要凭个人兴趣，而不会去硬着头皮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而且美国的大学转专业十分方便，不像中国的大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例如，当今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Edward Witten本科是学历史的，读研时改学经济，结果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后来又改学应用数学，最后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如果Witten生在中国，这个天才估计也就被埋没了。
冯唐说，他心中的成功就是“内心恬静地用好自己这块材料”，这是对考生们最好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