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上周邀请了周孝正先生参加讨论有关高考的问题。早在文革开始以前，毛泽东就对高考制度十分不满。1966年6月1日，也就是发动文革的半个月以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率先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五天以后北京男四中的高三（五）班学生也联名上表附议，当时周孝正先生正在四中的那个班就读。据他本人说，这封信是几个有高干背景的班干部起草的，并不代表大多数同学的观点。那时有很多高干子弟在四中就读，包括如今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和刘源。有了“民意”作为导火索，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在6月13日做出当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结果，高考制度就此废止，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才得到恢复。
当然，最终决定废除高考的还是毛泽东本人，这与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在人生实践中所逐步形成的。自从1927年共产党开始了武装斗争以来，毛泽东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都在专注于指挥各个阶段的战争。这样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独裁专制的作风，他的理想是“全民皆兵”。此外，毛泽东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偏远落后地区度过的，他没有机会接触近代的工商业社会，因此他心中劳动人民的形象就是普通的农民。在得到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以前，解放军号称以“小米加步枪”进行战斗，所以毛泽东一直没有认识到战争对现代化工业的依赖。另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对知识分子始终充满了怨恨。在毛泽东眼中，体力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知识分子就跟寄生虫没有多大差别。
刘少奇的经历与毛泽东相当不同，他长期在国民党占领的城市做地下工作，因此对工商业比较熟悉。当他出任共和国主席以后，就提倡和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结果，在文革中他的一大罪状就是所谓“剥削有功”的观点。邓小平早年去过法国“勤工俭学”，尽管没有花多少时间去学知识，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亲身的了解。人们对未知的东西往往会充满恐惧；如果邓小平没有这段留学经历，估计也不会实行改革开放。苏联的情况与中国截然不同，列宁三十岁就流亡西欧，十几年后才回到俄罗斯领导十月革命。就在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就号召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学习文化知识，并且高薪聘请西方的专家学者到苏联来工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苏联的科技和军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否则在二战中根本就没有实力与德国抗衡，也不可能在冷战中与美国长期对峙。
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没有人会像毛泽东那样主张废除高等教育，但是对高考这个问题则众说纷纭。中国教育系统的一大弊病就是中小学生的功课太重，而大学生反而十分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措施就是让211和985重点大学逐步退出高考，然后实现“腾笼换鸟”，也就是不设本科一二年级，用腾出来的空间来扩招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重点大学的优势绝不在于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程，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保留本科一二年级。这个方案全面实施以后，高考的竞争性就会大为降低；同时，普通院校的本科生就会变得更加勤奋，因为他们两年以后就有希望转入重点大学，四年毕业以后有大量的研究生录取名额。顺便说一句，中国硕士生的学制太长，做论文的硕士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不做论文的课程硕士一年半到两年就够了。现在国内有些软件学院的研究生只上一年的课，然后也要拖到三年才给学生发毕业毕业证书，这种学制亟待改革。
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高校招生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一直是饱受人们诟病的一个话题，舆论的焦点就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校众多，结果导致当地的考生占有很大优势。美国的大学分为两类，私立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而州立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本州，因为外州学生的学费是州内学费的两三倍。中国的211和985重点大学应该逐渐转变为国立大学，在招生政策方面可以采取一个混合模式。例如，10%的招生名额留给本地考生，50%的名额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其他各个省市自治区，最后40%的名额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录取。然而，一旦进行竞争录取就需要标准化的统一考试，这就要对高考的方式进行彻底改革。
现行高考制度的另一个弊端就是考试科目太多，结果导致考生在高考期间的精神压力太大。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可以采用一种混合模式；例如，数学，语文和外语这三科可以采用类似于美国SAT和ACT那样的模式，一年进行四次标准化考试。此外，政治这个科目应该被逻辑分析所取代，也可以一年进行四次标准化考试，其考题可以借鉴过去GRE的逻辑与分析部分。这四科的题目范围十分广泛，比较适合每年进行多次考试。除此之外，高考的科目只剩下了两门：理工科学生只考物理和化学生物，文科学生只考历史和地理。这样一来，高考在一天内就完成了，而且可以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另外，大学里的各个学院可以对这几门课进行“加权平均”来计算总分；例如，机械工程学院和电子工程学院可以提高物理考分的权重，而降低化学生物考分的权重。当高考成绩公布以后，考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分布来选择大学和学院，即使个别科目的成绩不太理想也不会受很大影响。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专业划分太细和太早。一般来说，高中毕业生对个人的兴趣和所选择的学科都只有十分肤浅的认识，所以美国的大学生平均下来每人要转两次专业。中国高等教育的计划色彩太重，学生没有多少转系和转学的自由，因此一开始就不要过早地分专业。中国大学内的各个学院已经分工得比较细了，在同一个学院内各个系前两年的课程都大同小异，因此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要求考生在报考大学时选择哪个系。
尽管人们对高考制度有不少微词，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至少在分数面前做到了人人平等。此外，高考的压力对考生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尽管花大量时间复习不是一个最佳的学习状态，可是一旦失去了这种升学的压力，大部分中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恐怕都会消磨在游戏和社交网络上。韩愈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西方的教育就毁在中学阶段的“自由散漫”上，结果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以后既缺乏应有的基础知识，也不能适应大学课程的作业量，所以在美国数理工程专业（STEM）的毕业率只有40%左右。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这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在抨击高考制度的各种弊端的同时，人们也不应忽视高考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