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发生的魏则西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人也曾经为金钱而疯狂，资本家对本国工人残酷剥削，并且到非洲去从事奴隶买卖的卑鄙勾当。然而，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资本的力量才被引导到推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在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此也需要在法制建设方面有长足进展。
孔子曾经说过：“苛政猛于虎”。如今，我们也可以说：“苍蝇猛于虎”。这里所说的苍蝇不仅仅指贪官，它包括一切违法分子，例如那些电信诈骗团伙。然而，加强法制的一个后果就是囚犯的数量会大幅度增加，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例如，在美国的大约三亿三千万人口中，有七百万左右的人受到刑事制裁。其中，二百三十万人在监狱里服刑，八十五万人获得提前假释，而三百九十万人处于监外保释的状态。把犯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很高；以美国纽约州为例，一个犯人每年的费用高达四万七千美元，而美国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才不到三万四千美元。
传统的监管模式不仅费用太高，而且对囚犯和狱警的身心健康都有不良影响。首先，囚犯在获释以后很难适应正常社会的生活模式，因此很多人就会继续犯罪而重返监狱。其次，长期在监狱里工作也会使狱警心理变态。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就职的Philip Zimbardo教授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Lucifer effect）。他在系馆的地下室里装修了一个“地牢” ，然后把24名心理正常的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学生扮演囚徒被关进地牢，而另一组学生则扮演狱警来监管那些“囚徒”。本来计划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结果到了第六天就有学生精神崩溃，实验被迫中止。在这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研究者发现这两组学生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扮演囚徒的学生变得任人摆布，而扮演狱警的学生则出现了施虐狂的倾向。
最近，曾经对中国的劳改制度进行过研究的吴宏达先生不幸溺亡。其实，本人倒是觉得劳改比坐班房更人道一些，如果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话。在劳改过程中，囚犯可以养成劳动的习惯，获释以后更容易走上劳动岗位。因此，中国可以建立一些封闭的劳改社会，在那里时光回到了历史的某一时期。例如，以2020年作为基准点，每三十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分别形成1990社会，1960社会，1930社会和1900社会。轻微的罪犯被关进1990社会，那里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但是有广播电视和报刊杂志。那里的生活方式与外面的世界差别不算太大，每天囚犯们从事八小时的劳动，白天的业余时间可以在指定范围内自由活动，晚上回到各自的单人牢房不得外出。略微重一些的罪犯被关进1960社会，那里只有广播和杂志，没有了收看电视和阅读报纸的机会，其劳动方式属于简单的手工业劳动。更重的罪犯被关进1930年社会，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社会，只有图书可以阅读，在这里囚犯只能利用简单的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最重的刑犯被关进1900年社会，在这里囚犯们失去了自由活动的空间。被关入“久远”社会的囚徒在刑满之前的两三年内就开始逐步升入“近代社会”，以便过渡到进入正常社会中生活。
在1990社会中，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的“协警”大部分来自正常社会的失业人员。这个职位有一个很短的期限，他（她）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找工作。此外，也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来自于临近退休的中老年人。另外，少年犯的父母也可以作为志愿者在这些社会中短期服务。在1990社会中挑选一些素质比较优秀的囚徒轮流到1960社会去当短期的工作人员。依此类推，1960社会的囚徒到1930社会去工作，而1930社会的囚徒到1900社会去工作。当然，在每个“社会”中也有少量的专业狱警，但是其数量十分有限。这些专业狱警必须进行频繁的换防，以免在某个“社会”变成仗势欺人的恶霸。在这些“往昔社会”中实行严格的法治，囚徒们也有一定的人权，狱警不得对其随意进行欺凌。可是，如果囚徒在这些“社会”中继续犯罪，那就在审判之后被关入更久远的“社会”。
在热力学中“热”和“冷”都是资源，只要有温差就可以产生动力。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就是太“热”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且信息泛滥。在这些“往昔社会”中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里的“社会温度”很低，因此只需很少的一点物质和信息资源就能调动起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例如，在这些“往昔社会”里实行的是“配给制”，所有人都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自己做饭的权利，所以只能到公共食堂去领取食物。囚徒们的伙食十分简单，只能保障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据老人们说，在大饥荒的那几年，生病的人反而很少。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人类的祖先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从动物实验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那些吃不饱的小白鼠反而寿命更长。现代化国家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吃饱了撑的”，一旦人们整天处于半饥饿状态，如何吃饱肚子就成了人们最强烈的渴望。在这种状态下，为了一小碗红烧肉很多人都会辛勤工作一整天。一旦有什么能够改善生活的机会，例如去“下一层社会”工作，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取。
写到这里不禁回想起当年出国留学的经历，二十五年前整个中国就像一所这样的大监狱，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而且信息闭塞。出国以后很多留学生靠每月一千多美元的资助来养家糊口，然而他（她）们反而干劲十足。同样，那时中国也正是靠着很低的“社会温度”使得劳动力成本很低，从而才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发展。如今，中国人变得富裕起来了，奋斗精神反而不如以前了。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都会出问题：“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他的观点是，人民富裕了以后就会不务正业，过那种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因此，商鞅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类似于《易经》中“泰卦”的格局，穷人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成为富人，而富人则捐赠个人财富于公益事务。只有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一个社会才能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