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看了宋鸿兵主讲的《鸿观》第78期《东西方思维大分流根源》，感觉茅塞顿开而深受启发。思维模式的根源来自于人们生存所遇到的挑战，因此，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此外，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实践活动，结果导致了世界上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上，通过战争与贸易的方式各地区之间存在交流与竞争，结果生命力弱的文化就会逐渐遭到淘汰。
被称为近三十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最优秀的史学家Frederic Wakeman, Jr.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他的参照系大概是欧洲地区：自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灭亡以后，欧州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版图辽阔的强国，例如查理曼大帝时期的法兰克王国和全盛期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最终都分崩离析了。如今的欧盟在表面上出现了统一的趋势，但是在经济萧条和难民潮等一系列危机面前，裂痕正开始出现和扩大。相比之下，中国在有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上是以统一的格局为主。
在大约一万五千年前，地球的气候开始变暖，覆盖中国北方的冰川逐渐向北极方向退缩。那时，长江流域以南被大片的森林覆盖，直到铁器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那里大规模开荒种地。然而，在黄河流域树木相对稀少，因此农业文明在一万年以前左右开始出现。然而，与世界上其它主要河流不同，黄河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地势很高而且土层很厚。因此，在那里一旦出现暴雨，携带大量泥沙的河水就会汹涌澎湃地冲向下游。等水流平静以后，水中的泥沙就沉淀下来使河床逐年增高，若干年以后就会导致小规模的黄河改道，给整个中下游流域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三十年河东（向东流），三十年河西（向西流）”就是对黄河经常改道的形象描述。此外，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一条主要河流，在古代它的名字叫“无定河”，很多黄河的直流也经常改道。因此，“大禹治水”就是中国早期先民的史诗，但这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水患在历史上是中原地区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除了黄河以外，中原地区还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因此，除了修黄河堤坝以外，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来修长城。这些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只有幅员辽阔的大国才有能力去完成，因此像战国时期、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样的分裂状态不能长久存在。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人们在潜意识中就形成的“统一”的文化。除此之外，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的自然哲学观，这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简单地说可以称其为“臣民思想”。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疏导而不是围堵，因此，中国人强调顺应自然而不是去改造自然，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然而，面对自然界西方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圣经》中的“创世纪”篇。上帝首先创造了自然界，最后才按照其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例如，西方的科学实验有“拷问自然”的说法，而其工程技术则肆无忌惮地改变自然。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西方思想逐渐在中国开始传播。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几乎彻底抛弃了传统文化，提出了“人定胜天”和“战天斗地”那样的口号。结果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
中国人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医的一些观念，例如人体的经络分布就类似于水系的格局。此外，中医的治疗思想也是以“疏导”为核心，认为经络畅通而正气充盈是健康的不二法门。相比之下，西医的思路则完全不同，它更强调依靠药物和外科手术的强力来治疗疾病。例如，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除了外科手术以外，还有放疗和化疗那样的破坏手段。不过，在上一期《时代周刊》（4月4日）的封面文章中报道了利用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治愈癌症的最新进展。当然，其采用的技术手段都是来自西医领域，但是在治疗的理念上回归到了中医的思路。推而广之，西医技术与中医思想的结合是治疗疾病的最佳思路。在面对和处理其它挑战的过程中，世界也需要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