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柏拉图的高徒亚里斯多德是一位科学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物学。不过，那时并没有分子生物学那样深刻的理解，因此其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根据外在的特征来对生物界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层次，如今生物可以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当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准备东征的时候，他还要求其采集当地的特殊物种并且将它们送回来进行研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树状的分类法反映出了生物的物种演化过程。
在对生物学的研究过程中，亚里斯多德还建立起了一套逻辑思维方法：也就是归纳和演绎。通过对同一类事物的观察，可以总结出其共同的特性。而且，凡是属于这一种类的事物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性。在“三段论”中，大前提是通过归纳法来总结出来的，而结论则是靠演绎得出的。例如，金银铜铁都可以导电，因此而归纳出所有金属都可以导电；而水银是一种金属，所以水银也能够导电。然而，有时这种方法也会导致不严谨甚至错误的结论。例如，通过对大量天鹅的观察总结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规律，然而，在自然界中的确存在极少量的黑天鹅。
当人们面对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其进行分类，然后试图找到其背后的共同规律。一旦这样的一套分类系统建立起来后，它就成为了后人的一种思维定势，有时也会成为人们认知上的障碍。例如，Thomas Kuhn提出过著名的paradigm shift的理论，其中的paradigm所指的就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例如，人类的疾病千差万别，在分类上中医与西医的差别很大。由于西医的基础是人体的物理结构，并且认为大部分疾病是由于致病的细菌和病毒所引起，所以其分类法比较侧重于器官的功能和外在的症状。传统中医由于受到科技水平的制约，其检测能力十分有限，所以更依赖于对病人整体健康状态的观察。中医认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中医对疾病的分类更侧重于人体的自身状态，而不是疾病的具体症状，所以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现象。
中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由“人治”走向“法治”，也就是把诊断和治疗的过程由“定性”转变为“定量”。例如，中医诊病过程的“望闻问”的结果可以输入一个诊断软件，而脉诊的结果完全可以靠仪器来记录和分析。根据这些观测到的数据，诊断软件可以给出一个参考的治疗方案，医生只需要对其进行修改就行了。中医诊断和治疗过程的一个难点就在于人们的体质特征差别很大。因此，人们在健康的时候应该采集出一组标准的数据，在生病时采集出一组新的数据与之进行比较，这样更容易检查出异常的症状。如果有了这样一套“专家系统”软件，人们在做定期体检时就可以同时进行中医和西医检查。在西医的指标出现明显异常之前，中医的指标会更早地显示出病症的存在，这就是“上医治未病”的最佳时机。
在治疗已经形成的痼疾上，中医没有西医那样有效。然而，在预防和保健上，中医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今，“管住嘴，迈开腿”在中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健康座右铭。不过，上肢的运动其实也很重要，特别是“上举”的动作。我们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而猿类在树林中主要靠双臂吊在树枝上的方式来移动。在现代化社会，人们很少需要做上举双臂和仰头的动作，因此上了年纪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健康问题，例如“五十肩”和颈椎病。其实，大家可以在电视播广告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双臂。例如，在“八段锦”里有一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的动作，在任何狭小的空间中都可以做。此外，还可以做类似于鸟类扇翅膀的动作，而且头部随着手臂的上扬而仰起。如果空间允许，还可以做向前迈半步同时将双臂扬起的动作，这有点像体操运动员落地时的姿势。健身的要领在于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如果人们从中年开始就坚持做这些动作，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少中老年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