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一段时间，恐怖分子的活动十分猖獗。上月底俄罗斯的民航班机被炸，不久后在黎巴嫩发生了针对真主党势力的爆炸案，上周末巴黎又发生了大规模暴恐袭击。其实，ISIS这种全方位的出击标志着其末日的来临。在西面有俄罗斯支持的什叶派联合力量的打击，在东面有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和伊拉克政府军的阻击和进攻，在天上有俄罗斯和北约的飞机持续轰炸， ISIS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人们常把ISIS比作人类社会的癌症。在当今的医疗水平下，切除恶性肿瘤是轻而易举的事，其挑战主要在于避免其扩散和复发。同样，消灭ISIS在军事行动上并没有多大难度，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派几个步兵师过去，几个星期就把ISIS给灭了。然而，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推翻一个政府很容易，重建一个政府却很难。不过，并不是说在中东地区没有解决办法，主要症结在于西方国家和ISIS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教条主义。ISIS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西方国家是民主自由原教旨主义。
在二十世纪初，医学界对婴儿猝死现象感到十分迷惑不解。这时，有人找到了“病因”：通过对遗体解剖发现那些猝死的婴儿胸腺都很大。当时根本没有MRI和CT甚至B超这些现代成像技术，所以对人体结构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尸体解剖来实现的。然而，供解剖用的尸体主要来自于死亡的成年人，因此医学界就将成人胸腺的比例当作了普遍标准。以这个标准去衡量，所有婴幼儿的胸腺就显得异常肥大。此时放射疗法刚刚问世，面对那些害怕自己的婴儿夭折的富裕夫妇，医生就建议他们对婴儿的胸腺进行放疗。其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很多健康的婴儿因此而患病乃至死亡。
西方的民主法制社会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发育而成的，如今已经进入了“中老年”的阶段。老年人的通病就是怀旧、保守和偏执。然而，一个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重建的社会就相当于一个婴儿；如果在这样的国家强推“成熟民主国家”的那套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结果只能导致病态社会的出现，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明显的实例。如果我们回首东南亚那些“四小龙”和“四小虎”的发展轨迹，其早期几乎都有一个独裁统治的阶段。
我们可以暂且抛开一切教条和理念，扪心自问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平民百姓最期待的是什么？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人们最迫切的需求。英国的霍布斯就认为，政府就应该像一个大恶魔来压制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小恶魔。然而，保障社会秩序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严刑酷法和独裁专制，而伊斯兰原教旨恰恰在这方面效率极高，这就是ISIS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然而，一旦成平日久，人们的期待就会发生变化，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诉求就浮出了水面。幸运或不幸的是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富产石油，这也就是其能够维持相对落后的社会秩序的根基。相比之下，那些“贫油”的伊斯兰国家则必须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来发展经济，因此在国内往往会打压极端势力，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然而，西方国家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政客们却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偏执地认为民主自由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结果，当萨达姆和卡扎菲这样的独裁者被推翻以后，这些地区就变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们的天下。然而，那些政客们对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却视而不见，执着地还想继续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不久前爆发的难民危机让欧洲的政客们有所醒悟，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也有所调整。但是，在内心深处西方政客们对独裁专制社会的痛恨却是根深蒂固的。
其实，自认为是理想模型的西方社会存在很多弊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青年人的晚婚和低就业率问题。从阿拉伯地区来的移民对这样的社会很难适应，而第二代移民的处境也不容乐观。作为游牧民族的后代，这些人从小就没有刻苦学习的习惯，而职场中那种循规蹈矩的工作方式也令人窒息。他们进入青春期以后性欲无处发泄，学业和事业上都没有光明的前途，因此这股强大的性能量就转向了暴力，从而觉得ISIS具有很大诱惑力。
在当今的世界中，中美俄欧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可是，半个世纪以后，俄罗斯和欧洲都会逐渐从国际舞台上退出，除了中美两国之外，伊斯兰国家将会崛起而成为第三股势力。为了抗衡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必须与伊斯兰势力结盟。然而，文化差异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交往的一大障碍。唯一能够弥补这种不足的就是政治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创建出一种真正的民主集权制，使得中东的大部分国家都可以进行仿效。有了社会体制上的认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才能在中东地区得到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