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最近，中央五中全会通过了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在全国即将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在过去实行“一胎”政策的三十多年中，不仅使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的趋势得到了遏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此外，如今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很大，而养育儿女的成本又变得很高，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与时俱进”在中国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在政策制定上也应该遵循这一法则。如今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例如，一个婴儿降生以后，首先就要进行DNA检测来确定其父母。如果是第一胎而且其父母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国家可以在前三年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此外，每个第一胎婴儿的母亲可以享有至少六个月的产假，在此期间由政府来发工资。六个月以后，政府可以鼓励在某些相对宽松的服务型行业为这类母亲提供相应的岗位。在三岁之前的这段时间，婴幼儿的大脑处在快速发育期；如果此时营养不良或者缺乏关照，将影响其一生的智力和情绪品质。对于第二胎的婴儿，国家就不必资助了。此时，其父母已经有了一定育儿经验，在心理压力上减轻了很多。如果生育了第三胎，国家就要收税了。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些不负责任的夫妻过多地生育。如果生育了第四胎，税收就要进一步提高。总之，在生育问题上可以实行“能者多生”的政策。
与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养老问题，中国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也应该有所修正。例如，当父母65岁以后，其子女要缴纳“养老税”，然后国家把这笔钱转交给其父母。有了这笔收入，老年人就可以选择进养老院安度晚年，而年轻人也不必挑起同时照顾父母和子女的重担。与此同时，不可调和的“婆媳关系”也可以变得融洽起来。此外，“以房养老”也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在大城市居住的老年人可以把房子卖给或租给由政府担保的物业机构，然后靠这笔收入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然后，物业公司再把这些腾出来的房子租给从外地来的年轻人长期居住。这个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大城市就可以变成青年人的“熔炉”；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先进入大城市工作几年，然后再转往房价较低的中小城市去定居。
中国目前急需调动社会资源来大办养老院，可是，迄今为止却进展十分缓慢。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本人认为其中的症结所在就是对养老院缺乏明确的划分。“老年”是一个相当宽的年龄段，而且处于不同健康状态的老年人的需求也大相径庭。例如，生活能够自理的人可以住进“老年公寓”，在那里有工作人员为他们维护各种生活设施和进行采购，也包括去医院进行体检和治疗，从而可以享受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此外，“老年公寓”还可以提供一些文化娱乐设施，并且定期组织健康状态良好的老人去旅游。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就可以住进“老年疗养院”，在那里有护工和护士来照料其生活起居。对于身患绝症的老年人可以住进“老年关怀院”，在那里有医生和护士给他们进行治疗和护理。政府可以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养老院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政府正常运转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税收，在美国就经常因为“府院之争”而导致政府关闭。然而，自古以来苛捐杂税就是激起民变的罪魁祸首。因此，在汉代桑弘羊提出了“盐铁论”，也就是政府靠垄断经营人民生活和生产必需的“盐和铁”来变相收税。目前中国采取了“烟酒专卖”制度，从中也获得了不少税收。如今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因此“信息”可以取代“盐铁”，成为政府收税的一个杠杆。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本人绝对没有建议政府收“手机税”或“网购税”，而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敦促人们纳税的一个工具。例如，如果一个人拒绝缴纳“养老税”或者养兵的“赋”，政府就可以剥夺其使用手机和上网进行交易的权利。在信息化时代这是一个简单而高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