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当年刚到美国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城市里星罗棋布的教堂。最近到欧洲去旅行，那些矗立在各大城市中宏伟壮观的大教堂也使人感到十分震撼。从外面看，各种雕塑的装饰让人目不暇给。走进教堂，在高耸的穹顶之下人们不禁感到自己的卑微。教堂内光线比较昏暗，更显现出窗上彩色玻璃拼图的精美。如今，参加礼拜的人已经很少，只占据了整个教堂的很少一部分。在古代没有音响设备，不知牧师是如何向那么多信众布道的。
即使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建设这样的大教堂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而且耗资巨大。可想而知，在古代建造一座大教堂是怎样艰巨的一项浩大工程。因此，很多教堂的建设都花了几百年时间；例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就花了六百年才建成。这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出在古代天主教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多人在去世时就把自己的遗产捐赠给了教会，以此换作去天堂的路费。因此，在很多地方教会拥有当地四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十六世纪初，为了在梵蒂冈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天主教开始在欧州的广大教区内大肆发行赎罪券来集资。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人们死后即使有上天堂的资格，也不能一步跨入天堂中尽享欢乐。因为人类罪孽深重，在进天堂之前先要在一个清洗罪恶的地方“服刑”，而这个刑期可能会十分漫长。这倒是和佛教的观点有些相似，所以释迦牟尼佛奉劝大家在人间修行，因为在这里精进修行一日的效果胜过在天上修行百年。如果在人间修炼到功德圆满，死后就不必去天上服刑了。当时，天主教为了销售赎罪券，就宣称现在捐款建教堂就可以抵消将来在天上的部分“刑期”。借助这种促销攻势，教会募得了大量资金。
当年达摩祖师来到中国时就与梁武帝就有过这么一段精彩的对话。梁武帝为了积攒功德，就大力资助佛教事业。此外，他自己还好几次出家，大臣们只好花更多的钱把他赎回来。后来唐朝的杜牧曾经写诗描绘了梁武帝的成就：“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时就直接发问，我为佛教做出了这么大贡献是否有功德？谁料到达摩坦然答道：“并无功德。”梁武帝很不满地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梁武帝问：“如何才是真功德？”达摩回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其实，达摩如果圆滑一些就应该承认梁武帝做这些善事还是有一些功德的，只不过这属于世间法的范围，所以属于“人天小果”，也就是将来的果报在人道或天道。
当时在“德国”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教士，自己修炼多年总觉得无法入门。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人们死后转世是靠“爱心”驱动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爱即重力”，翻译成白话就是“活着的时候爱什么，死了就会坠入什么道”。因此，要想死后进天堂，活着的时候就得对上帝无比地敬爱。然而，路德在心里总找不到这样的“爱意”，有的仅仅是对上帝的敬畏。圣奥古斯丁的观点也与佛教暗合，看来早期的宗教之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佛教有六道轮回的说法：爱知识的人死后进天道，爱世人的人死后重新回到人道，嫉恶如仇的人死后进修罗道，贪心重的人死后进饿鬼道，食色欲望强的人死后进畜生道，作恶多端的人死后进地狱道。尽管这些道之间的差别很大，其共同点就是都有寿命，命终之时还会再次轮回。要想逃离这种六道轮回的苦难，那就要把任何爱与恨这些情感上的习气都消除，看破万事万物的虚幻不实，从而进入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佛教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爱与恨就像把船绑在码头上的缆绳。如果不把这些缆绳切断，无论多么努力地划桨，船都到不了对岸的极乐世界。
到了1517年，推销赎罪券的人们来到了路德所在的教区，他觉得这些人的说教与传统的教义有出入。于是，他提出了95个争论的议题并将其钉在教堂的门上希望大家来讨论。此举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新教从此诞生。路德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信者得救”。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爱，信就够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人死后能够升天堂靠的是神的恩典，这跟给教堂的捐赠根本无关。此外，路德否认教皇和主教们对人们升天堂的过程能有任何影响，因此大家可以通过读《圣经》而与耶稣直接交流。用现代的商业语言来说，也就是剔除了中间商，而变成了厂家直销。既然牧师们失去了帮助人上天堂的特权，新教的募捐能力就大打折扣。所以，新教的小教堂与天主教的大教堂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很多人对天主教的那套说教都产生了怀疑，而且欧洲北部地区的那些封建领主也与天主教的势力有矛盾。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新教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到了十七世纪初，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爆发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与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十分类似；尽管大家都信奉同一个先知和同一本经典，仅仅因为在理解上有些区别就会导致血流成河的战争。那场历时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在“德国”以及附近地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后果，战后人口减少了60%。
与组织严密的天主教不同，新教的组织结构十分松散，而且内部又分为很多教派。继路德教派出现以后，加尔文教派曾经一度风靡一时。如果与佛教进行对比的话，加尔文教派比较强调“业力”。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来就带有在以往千百世中所形成的人格品质，所以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加尔文教派的信徒没有任何负担，既不需要“爱”也不需要“信”，安分守己地生活就行了。然而，加尔文教派对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人们都会极力表现出自己人格高尚，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属于那类将来能够上天堂的人。哲学家韦伯就把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尔文教派的结合。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精神支柱，纯粹的市场经济只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如今，中国的社会似乎就部分地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
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只是全民信仰危机和政治体制落后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来自上层的铁腕反腐只是治标的一种措施，就像给高烧的病人服用退烧药一样。与信仰问题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相对容易的。在多党竞争的政治生态下，靠彼此制约可以抑制大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最佳状态，因为恐惧也会使人无所作为。所以，在信仰层面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与个人积功累德相联系起来。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内心除了有“利己”的欲望以外也有“利他”的冲动。如果能够把“利己”与“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因此，只有在解决了信仰与体制的问题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态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