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经过了两个星期的鏖战，索契冬奥会终于落下了帷幕了。与夏季奥运会比赛项目不同，无论是滑冰还是滑雪的技能都是在不断失误中磨练出来的，而且很多项目的训练还有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所以，冬奥会所竞赛的不仅是体力与技能，勇气和心理素质也至关重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比赛项目似乎也能折射出文化的差异。
如果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进行一个简化的分类，主要可以划分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印度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在这些文化中，基督教最宽容，因为耶稣出身于平民百姓。伊斯兰教最严酷，因为默罕默德是统治者，而当时中东地区又十分混乱，所以他只好居高临下地制定出很多条条框框。儒教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孔子的社会地位是“大臣”，他的学说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给知识分子洗脑的工具。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印度教最强调精神层次的追求，释迦牟尼本人放弃了王位而选择了出世修行，所以受这种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往往对世间的生活不够重视。
仅仅就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文化差异反映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做科研方面，西方的学者更强调发散式思维，往往能够提出很多意想天开的想法；当然，其中很多是错误的。与之相比，东方的学者更擅长学习、消化和吸收前人总结的经验，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东西方学者对做科研这件事的理解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关于“功过成败”的认识和感受。在西方人眼中，做科研就跟蚂蚁寻找食物的过程类似。一开始，一群蚂蚁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它们其中的一小部分碰巧发现了食物以后就将其搬回蚁穴，而且在沿途留下一种化学物质（pheromones）。其他蚂蚁闻到这种气味以后，就会沿着这条路去觅食，结果走过的蚂蚁越多，这种化学物质的浓度就越高，从而更多的蚂蚁就会被吸引过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于东方的学者过于害怕失误，所以大部分都是去走西方学者趟出来的路，而缺乏独辟蹊径的动力和勇气。当然，那些开拓者的工作是相当艰巨和十分伟大的；为了表彰和推广其成就，科研论文采用了“论文引用”的八股文格式。除此之外，西方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是“基金导向”的；理想的情况是那些在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教授能够获得更多的基金，然后培养和训练出更多的博士生来参与这一领域的科研。这个过程与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有些类似。
孔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人如果想在创新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就首先要在心理上消除因失误所带来的羞辱感，而对词汇进行精确定义是很重要的一步。在体育竞技和艺术表演中，最高的境界是“flow”的状态，此时不需要显意识进行控制，一切都顺其自然。例如，在花样滑冰中有一个跳起来转三圈这样一个高难度动作，如果一个选手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有一段短暂的犹豫，结果往往会摔倒，这就是“失误”。其次，当人们做一件事时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的事故应该属于“疏忽”，例如玩忽职守行为和交通事故，当事人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此外，人们做事很容易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就会产生“过失”，当事人是需要吸取教训而努力改进的。另外，由于认知水平的局限性，人们有时会做一些南辕北辙的事，这就属于“错误”，当事人应该及时对其进行纠正。以上这些行为实际上都不构成犯罪，人们不必为此产生过于严重的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