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教授Philip Zimbardo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所进行的“囚徒实验”闻名遐迩。在晚年他开始关注人们的时间观念，并且创立了一套性格分类法。简单地说，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人们对其可能有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所以总共有六种性格类型。在“未来”这个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法，Zimbardo一开始对它没有细分，结果就只有五种类型。后来，他又引进了此生与来世，也有人干脆就沿用正面与负面来划分。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人们一般都会跨越几种类型，差别只是在各种类型上分布的权重不同。
无论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还是光环中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例如，在美国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兵都患有PTSD(post trauma stress syndrome)，其中一些人不堪内心痛苦的折磨而自杀了。与此类似，很多歌星影星在大红大紫之后无法复制曾经的辉煌，一些人也选择了轻生之路。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过去的经历，特别是那些给人们带来很深痛苦和喜悦的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眼下的生活，尤其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同样，国家也有类似的“心理问题”。例如，日本现在就深受“历史记忆”所烦恼，安倍首相希望能够恢复往日的荣光；这就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运动员希望创造出年轻时的世界纪录一样。与之相比，德国的心态就十分平和，抛弃了历史包袱后轻装前进。
如果人们希望离苦得乐的话，那么就向孩子们学习吧；他（她）们既不为过去烦恼也不为未来担忧，所以整天都愉快欢欣。然而，如果成年人整天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则给人一种不成熟的印象。斯坦福大学的另一位心理学教授Walter Mischel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Marshmallow Experiment）：实验对象是一组三岁半到五岁半的小孩，实验人员把一个小孩领进一个房间，在面前的盘子里放了一颗棉花糖，然后告之有事情要出去一下，如果回来的时候小孩能够抵御诱惑而没有吃糖，就会再奖励一块。统计结果表明，大约三分之二的小孩抵抗不住诱惑，在实验人员回来之前就把糖吃了。十四年后，实验人员对所有参加实验的小孩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能够抵抗诱惑的小孩到了高中毕业时的SAT成绩平均比那些抵抗不住诱惑的小孩平均高出250分。在这些人进入成年以后，实验人员又通过大脑成像来进行比较，发现在掌管自控能力的额前叶（prefrontal cortex）和与成瘾有关的腹面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这些部位都有明显的差别。Zimbardo认为最佳的“时间配方”要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观”结合起来，而不能仅仅关注某一项。
由于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世界各个民族在时间观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南北差距”。如果我们从北欧国家一直向南走，沿途就会发现经济水平越来越差，人们却变得越来越热情。这种现象使人必然联想到气候与思维习惯之间的联系。罗马帝国在强盛时期曾经占领了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将农业文明推广到了这些地区。在此后的漫长中世纪里，基督教文明又将莱茵河以东的欧洲同化了，那些本来以狩猎为生的雅利安人也开始变成了农耕民族。在欧洲北部有明显的四季交替，那里的生活节律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由于自然界有着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人们的思维也相应变得十分有条理，认为未来是可以预知的。可是在地中海沿岸却是四季如春（地中海气候），与美国加州的气候有些类系。由于夏季干旱而冬季潮湿，况且丘陵地带居多，所以并不利于粮食作物的耕种，很多地区主要种植一些多年生的经济作物，例如棉花，橄榄和水果。如果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则不必为严冬而收藏，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当下的收获。例如，在地中海西西里岛上生活的一个民族的方言中只有过去时和现在时，却没有未来时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盟的五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PIIGs），除了爱尔兰以外都在地中海附近。如果越过撒哈拉沙漠到达赤道附近的非洲，那里的人民及时行乐的心态就更明显，因为四季都是夏天。
然而，在中国这种南北文化差异则正相反，北方人豪爽热情，而南方人则勤奋认真。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曾经是个狩猎民族，而在蒙古草原上生活的则是畜牧民族。在历次外族入侵的战争中，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为了躲避战乱，只好南迁。例如，目前生活在广东和福建地区的“客家人”祖先就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结果现在的北方人中普遍有狩猎和畜牧民族的一些特征，豪爽热情但缺乏细致和耐心。相比之下，南方人则有着农耕民族的特征，勤奋认真而且精于算计和筹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居住在北京的高层领导人普遍是从南方开始闹革命后来经历过长征的南方人，而在南方的基层政府则有很多从西北、华北和东北这些老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所以这也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土地资源决定的：北方地广人稀，在漫长的冬季无所事事；而南方则人均耕地十分有限，人们一年四季都劳作不辍。
除了气候和地理的因素以外，文化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拎着两个大箱子走进了一间空空如也的房间，发现“前人”留下了一个杯子，上面写着一句令人欣慰的话（当时还不知道摘自于《圣经》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匮乏。”也许是移民的偏见，我们觉得西方人普遍有一种安全感，不知是来自于宗教信仰还是可靠的社会保障。不过，在印第安人眼里，早期的西方人却显得有些神不守舍，总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如今西方人看我们这些来自亚洲的移民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总之，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的安全感普遍较差，因此积蓄的意识更强，对债务十分敏感。西方人则完全不同，大家都对负债生活习以为常，丝毫不影响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公民与社会之间似乎有一种“心理同构”的关系；既然个人可以幸福地负债生活，国家的赤字财政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由于每届政府的任期都相对很短，替前任还债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所以谁也不把居高不下国债放在心上。如果从“时间观”的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就像那些在“棉花糖实验”中抵御不住诱惑的孩子。其实，人们在理智上都知道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并不能永久地持续下去，当债主们哪天看到了主权危机的阴影，灾难就会突然降临。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时间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侧重未来的社会形态。然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对“现在”采取忽视的态度，而对“过去”则持否定态度。在1949年中共与民主人士们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按照《共同纲领》的条款，在农村农民们可以自主经营分到的土地，在城市则依靠私营工商业来发展民族经济。当时一些资本家对这个纲领十分赞同，可对其能否实施还是心存疑虑，当他们的一些代表与国家领导人见面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就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观点，此言在文革时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从“棉花糖实验”中看出，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时间观”是注重现在的，而只有少数人的“时间观”是注重未来的。如果从“时间观”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公司的管理层需要注重未来的人，而广大雇员则可以注重现在。为了防止“月光族”的雇员们老无所依，各种税收和养老储蓄在发工资时就先被公司扣除了。如果劳资关系和睦的话，双方实际上类似于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symbiosis），不能完全用“剥削”来描述。例如，在动物的肠道里生活着很多有益的细菌，它们的存在促进了对食物的有效分解，这显然不是一种谁剥削谁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领导的政府调整了那种“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模式，“生活”与“生产”设施得到了同步发展。此外，在文革中遭到否定的历史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国学热”经久不衰。然而，尽管引进了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并没有放弃以“五年计划”为格局的宏观经济计划，这就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一个“中国特色”，实际上也的确是一个优越性。有些西方人士把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归结为“公司管理模式”：既有长远的战略规划，也有当下的日常运营。与之相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家庭管理模式”：每年议会制定一个财政限额（类似于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政府就在这个范围内来运营，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有人将这种行为模式称为muddle through（得过且过）。眼下“中国公司”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董事会与执行机构的分工，因为都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中。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案是保留一部分核心党员成为“中国公司”的董事，然后把共产党分为三个政党来轮流执政，这样就可以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各种因素的平衡。